一，关于“七节庚寅纪要”讨论的发言要点 （2010/06/05，于武汉东湖）
　　“中华文化”不能只是汉文化，民国初讲“满蒙回藏汉”五族共和，1949年后讲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大家庭……
节庆服务于文化建设的总目标
1.承续文化血脉，
2.加深文化认同，
3.增强民族凝聚力

节庆在现代的社会功能
1、文化习俗的承传仪轨
2、国民休闲的活动题材
3、居民联谊的社交舞台
4、民间自治的社会平台
（狮子会、龙舟会、宗亲会、同乡会等）
5、旅游经济的拓展空间

二，在“屈原与时代精神”研讨会上的发言要点（2010/06/06，武汉东湖）
一， 两个屈原

A，“真身”的屈原，即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这个屈原其实又有两种，历史生活中的屈原，和文献文本的屈原，包括屈原的辞赋作品（按吴祚来先生说法，是屈原的一面之辞，“昏君”与“小人”自己可能别有说法），司马迁等人的屈原传记。
这个屈原有三重身份
1，人，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
2，政治人物，悲剧性的政治人物。忠诚、正直，关心民生，却生不逢时。
3，诗人，极富创造性的文学家。朱熹的《楚辞集注》收录的辞赋，可见他对同代人、对后世的影响力。
李白诗赞“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固然有文化人的自恋情绪，但其对思维人物的赞颂与雨果的《巴尔扎克葬词》观点一样：应是思维人物则非政治豪强才配众目仰望。可惜中国至今仍是“官本位”，崇拜掌权者。
鲁迅赞《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他是将屈原与司迁马并论的，他们同样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他们同样是穷而后工，都是发愤之作。


B，作为文化符号的屈原
一是楚国的、文本的屈原，一个是历代累积的“屈原”（即历代文化阐释、“六经注我”意义上的）；
一个是官方的，政治的，一个是民间的，民俗的。都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它是：1，文化传承的；2，国民休闲的；3，民间自治的，4，节庆产业的，等等。

二，屈原的时代精神
A，不是所谓“爱国”
屈原时代有的是“天下”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王是周天子——天下的共主。
那时根本没有现代的国家观念。
顾炎武说得很清楚：“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塞途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亡国不亡国不关老百姓的事，维持人伦和社会道德底线则是每个人的责任。屈原是贵族，是官员，他当然不愿也有责任不让楚国灭亡，但国王不用他，他也无可奈何。战国时代仍是孟子讲的君臣观，“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仇寇”，君臣各有权利与义务，没有后世提倡的“死忠”、愚忠观。所以，他视为报父兄之仇而带吴兵灭楚国的伍子胥为同类，在《涉江》篇中说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他在《离骚》中一唱三叹：“何所独无芳草兮，余何怀于故宇？”“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于故都？”
他为何要投水而死？并非殉国。他反复表达了自己对离开楚国的打算，他是对人生、对人世绝望了。所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民生“也可解释为“人生”，相同的意思在别的地方也有表达。诚如柳下惠所说：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孔夫子周游列国而不得志即先例。《离骚》“乱曰”最后一句是“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就是他自尽的遗言。人世无处可行美政，从“彭咸之所居”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施展抱负的平台。这就是“上下求索”的上或下吧？在巫文化盛行的楚国，从“彭咸之所居”未必就是今天无神论者理解的死亡。
B，今天值得我们弘扬的精神：
1， 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
2，人道思想与忧患意识（悲天悯人）
3，探索意识与创造精神（上下求索，天问，九歌）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独立人格：
既不媚权，也不从众。
《离骚》“（小人佞臣们）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涉江》“ 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尤其是《橘颂》，以橘自喻而明志：“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不徙，更一志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不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愿岁并谢，与友长兮……”反复强调独立于世，矢志不渝，绝不随波逐流。
（诚如吴祚来先生所言，屈原的“独立”与今天我们所讲的“独立”不可能是一回事，他离不开明主，尽管他想像力极为丰富，作为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他不可能想到人间可以不要君主统治而实行民主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