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写于2000年,为<中国易性恋报告>的自序,此书30万字,尚未出版,欢迎出版社洽谈)

１，由“癖”到“恋”，体现最基本的良知
    我们将他们称作“癖”已经太久了。甚至在我那本以关爱易性恋者为中心的《中国变性人现象》中，我也秉承主流社会习惯，使用了“易性癖者”这一带有贬意色彩的词汇。
    “癖”，变态，病态，恶习；恋，感情，爱情，美好的。一字之差，差之千里。
    何以明明是为易性恋者争取平等的权利，我仍然使用贬意词汇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当时，没有一个积极的词汇可供我选择。语词是思维的载体，我们使用的词汇决定了我们如何思维，同样，我们的思维也决定我们将创造怎样的词汇。仅仅因为某些人是与我们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少数，我们便视之为“癖”，这是一种最常见的，也是最大的不公正。
    直到本书结稿之前，一位易性恋者自办的网站中仍在使用“易性癖”这一词汇。我发电子邮件给网主，表示异议，网主回信说，也曾自觉不妥，但不知用什么词汇好。
    为什么我们就想不到“恋”呢？因为我们生存其中的社会、文化阻碍了我们做这样的思维。
    让我们还易性恋者的本来面目吧！
    让我们还他们平等的生存权利、人格受尊重的权利！

２，绝大多数的易性恋者未被作为异性抚养
    从我接触易性恋这一问题之始，我便随处可见这样的解释：易性恋者在幼年的时候被作为异性抚养，这是他们“成为”易性恋者的主要原因。而我的问卷调查则显示，绝大多数的易性恋者并没有被作为异性抚养的经历，他们自我认定为“天生” 的。
    部分问卷调查的对象与绝大多数书信调查的对象则说，他们有过被作为异性抚养的经历。但是，我们几乎无法判断这种认定是否是受到“易性癖者幼年时被作为异性抚养”这一被传媒广为传播的社会主流认定的潜在影响。
    这不能不使我想起主流学术界一度繁荣的“同性恋者后天论”，而今天，这一论断已受到普遍质疑。作为一名作家，我无法对易性恋的“成因”做出一种绝对科学的判定，我所能做的只是基于社会学常识与人本精神的推测。这种推测最重要的一个结论便是：对于我们未知的事物，不能够简单地以偏见为基点做绝对的划定。否则，我们既伤害了别人，也嘲弄了自己。
    还有一点很重要：自然界绝大多数的事物对于我们来讲是未知的，我们要虚心一些，不要因为某些事物按我们的思维“不可思议”，或“唯心”，便将其一棍子打死。

３，同性恋者为何也想变性
    对易性恋者的关注完全是一次偶然。１９９５年，关于《同性恋在中国》一书的报道引来众多读者来信，其中，也有一位易性恋者。
    我与这位名叫冷冰的易性恋者长期通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以他的经历为主要线索，写作、出版了《中国变性人现象》一书。那之后，更多的易性恋者开始与我联系。
    正如冷冰一样，许多易性恋者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而一些同性恋者也认为自己是易性恋者。他们都对与自己生理性别相同的人产生爱情，但不同是显尔易见的，易性恋者反感自己的生理性别，同性恋者则对自己的生理性别持接受态度，甚至为之而骄傲。
    我最初的思考不能不由此启动：何以易性恋者与同性恋者会出现这种自我身分认定的偏识呢？
    易性恋因为人数远远少于同性恋，而且相关介绍极为罕见，又因为明显地爱恋同性，所以自以为是同性恋尚可解释。那么同性恋者为何也会以为自己是易性恋呢？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想变性吗？那么，又是什么会使一些同性恋者也渴望变性呢？

４，易性恋者与社会性别角色
    易性恋者的存在使我们对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定义更为怀疑。这种角色定义对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乃至他们的举止、谈吐都提出了泾渭分明的差异要求，这些要求完全是依据生理性别的或雌或雄制定的。易性恋者对这些要求提出了最强烈的反叛，“男人气概”与“女性气质”在他们那里成为一块泡泡糖。
    同时，我们又注意到，易性恋者否定的是自己生理性别所归属的那种社会性别角色，他们往往羡慕的是异性的社会性别角色。被访谈者马应龙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不是吗？女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男人却多是脏脏的；女人说话声音细细的、柔柔的，男人却多是大嗓门；女人一笑甜甜的，惹人爱怜，讨人喜欢，男人却总是粗粗拉拉的；女人似乎优男人一等，总有人来关照女人，谦让女人，而男人却要充当那关照与谦让的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女人生活的似乎更容易些，马应可自己
的母亲和妹妹就不必像父亲那样长年在外苦苦地挣钱，而可以在家中过安安稳稳的日子……

    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社会性别角色是文化的产物，而非与生俱来的自然的，或生物的产物。由此，我们便可以对社会性别角色造成的一切伤害提起控诉。女性主义与男性解放主义便从另一个角度获得了积极的支持。
    易性恋者更强烈的反叛是，他们甚至否决了生理性别本身。一个人生来是什么样的身体，与他作怎样一个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可以处于完全颠倒的位置，甚至还可以改变它。成为一个人主宰的是他的精神世界，而不是肉躯。我们没有权利因为他们想改变“天生”的身体便斥之“违反自然”，因为也许是“自然”本身错了。

５，易性恋者否定了性别偏见
    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上，男尊女卑余毒之彻底素清，还远看不到希望。在许多父母因为没有生男孩子而苦恼的时候，男易性恋者却梦想着成为一个女人，在他们的心目中，女孩儿身、女孩儿心才是最值得向往和拥有的。至少在他们这里，传统的性别偏见不再有立锥之地。
    许多女易性恋者则说，男人的优越地位与女性的从属地位强化了她们变性的决心。我们估且不考虑这一声明的科学意义，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的性别偏见对两性和平共处构成的威胁，激化了易性恋者内心的痛苦。

６，变性手术的悲哀
    当传媒普遍报道变性手术如何“突破”，如何“成功”的时候，我所接触到的做过变性手术的访谈对象，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了后悔。我有理由认为，中国绝大多数的变性手术远远未达到易性恋者所期望的程度，医学的技术在这里仍然显得十分落后，这不是某个医生的责任。
    一位变性后在各地作歌星走穴的女青年告诉我，她现在全身“伤痕累累”，如果能够重新选择，绝对不会做手术。当得知我的一位访谈对象即将走上手术台时，她特意要了电话号码，说要劝他放弃手术。
    １９９９年底的《北京晚报》，还曾披露一位哈尔滨的易性恋者一年内四次手术，懊悔当初的情况，这位变性人以亲身经历提醒人们：“千万不要轻易做变性手术！”
    我因此能够理解，何以一位著名的变性手术医生曾宣称不再做这种手术。
    我认为，我们的传媒过去对于变性手术的成效缺少真正客观的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易性恋者缺少更谨慎的权衡，同时也要指出，某些医生为了个人名利，拿易性恋者“做试验”，是极不负责而且有违医德的。
    一位变性人对我说，手术后男不男、女不女的生活更难过，每天都要靠药物维持，生理与精神上承受永远无法抹去的新的痛苦。
    对于一位易性恋者来讲，最重要的也许是：在变性之前，你一定要充分了解手术后将面对的各种情况。如果说他们是“病人”，这便是“病人的知情权”。
    毕竟，我们的身体无法被改来改去。

７，一项失败的建议
    一方面，我深知绝大多数的易性恋者对变性的顽固梦想，另一方面，我又深知这种手术的种种缺欠。面对两难困境，一位美国的性学家曾对我讲，应该建议易性恋者“接受现在的身体，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我曾尝试以此去说服渴望变性的人们，我说，我们生着或雄或雌的身体与我们是怎样一个人，做些什么，没有关系，生理性别是可以独立于我们的人格体系之外的。但是，这样的说服没有任何效果，易性恋者们说：我们渴望身心的统一。
    我们由此可以更清楚而深刻地认识到易性恋者与同性恋者的本质差别。
    美国学者的建议，本质上是让我们放弃阴阳二极的概念，然而，这是最难以放弃的。整个世界都是构筑在这种两极概念基础之上的，我们的文化在不自觉中不断强化着阴阳的分裂与对立。
    身为易性恋者，他们是脆弱的、孤立的，我们真的有理由让作为弱者的个体去轻松地反抗人类世界几千年“文明”史形成的重压吗？
    对弱者真正的帮助，是去改变社会。

８，盛赞使我们看到什么
    引用易性恋者的来信和调查回复时，我保留了其中对我个人的一些赞美之词。虽然绝大多数过分的盛赞都已经被删去了，保留的仍会让我们觉得言过其辞，让我个人觉得脸红。但是，之所以保留它们，是想让我们记住：当我们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一点点平等的对待，当我们对少数人群给予一点点基本的关注时，他们会回馈给我们什么！
    他们认为我们很“伟大”，他们会发自真心地将我们归入“伟人”的行列。我们便不能不反躬自省了：我们到底做了多少？
    事实上，作为主流人群，我们欠他们的已经太多。我们所做的一点点，远远无法弥补我们所欠他们的。每个人都是生而平等的，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与思考的权利都不容蔑视，但是，少数人群、弱势人群却常常被我们认为是“变态”的、 “病态”的，是可以轻视的。这种打压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于当有人刚刚关注一点他们权利的时候，这个人便会被视作“伟大”。
    我们无法不勉励着自己做得更多。
                                          ２０００年１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