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一种私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此为原为《心理医生》约稿，因故未发）

方刚

    １９９４年，我开始了《同性恋在中国》的采访与写作，这完全因为：自身的叛逆性格注定了我总是对反传统的人和事抱以好感和热情。

    当时，同性恋者处于极度隐秘状态，只有个别人关心同性恋问题，所能看到的全部涉及同性恋的文字，都斥之为变态。我在那样的背景下完成了国内第一部同性

恋题材的长篇纪实，呼吁平等与博爱，产生较大影响。但是，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

产物，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和历史的局限，这是我引以为憾的。

    即使是这样一本远不成熟的著作，我也为之付出了许多代价。我不后悔，而是

感到骄傲，因为这是任何先行者的必然命运。我愿意成为一个靶子，有人射击，有

人争论说不该射击，有人便对射击乏味，于是，今后的人便不会再成为靶子。

    此后几年，现实生活与西方学术著作完善着我的人格体系。什么时候，我们离

事物的真实全貌远了，离人类先进思想的成果远了，即使再有热情，我们也会犯错

误。我们需要迎头赶上的绝不仅仅是经济与自然科学，还有社会科学、人的科学。

    今天的我认为，同性恋不是别的什么，它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情！无论精

神结合还是肉体结合，都是能够实现的，因此也是合理的。人类脆弱的幼年时期为

了抗争残酷的自然环境开始推崇有助于繁衍的异性性交，今天，该还性爱唯乐的本

来面目了。文化指使下的所谓道德与伦理观念，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  

    恩格斯告诉我们，人来缘于动物这一事实，注定人类无法摆脱生物的共同属性；

    动物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亲近大猩猩，同性性行为和异性性行为的发生率一

样，都是百分之百；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一切从生物角度成为可能的事情，都是合理的。能够做成，

便有做的理由与权利；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社会的道德与伦理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同性恋在古

希腊是倍受推崇的“贵族行为”；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对私人性行为干涉越少的社会，越是进步的社会；

性学家告诉我们，追求肉体快乐，是性爱的本真目的。

即使在今天，有人也以同性恋不能生育而指责其是不符合“生物法则”的行为，仿佛不知道：做爱是为了快乐，而不是为了生孩子。将生殖与性爱混淆，是我们文化的习惯行为。

    作为动物界一种（即使是所谓“高级动物”），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一切生物

生存的最高宗旨了，一个人本的社会将公认，这个宗旨是：获得充分的快乐与享受，

只是，自己享受的时候不能害了别人。

    主流文化反对人的生物属性，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人类是文明进步的产物，

远高于动物。”其实，文明（或曰文化）是一把双刃刀，造福于我们的同时，也伤

害了我们。弗洛伊德晚年致力于文明及其缺憾的研究，反复强调，人类获得文明进

步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一个生物体的自由、自然特性，而这种丧失正在使我们变

成地球上的怪物，精神与物质生活越来越远离生物生存的最高宗旨：唯乐原则。

    同性恋与异性恋一样，对一个人发生感情，渴望精神与肉体的结合。它同样是

性爱的一种，非病、非罪。除了性爱对象指向同性这一点外，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

没有任何区别。这唯一的差别，就该构成对同性恋的责难吗？

    如果我们说性爱是感情上的事情，那么，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爱情的对象与对

方的气质、修养、能力相关，而与性别无涉；如果我们说性爱是肉体的事情，其本

质属性是为了获得性欲满足，那么，任何获得这种高潮的方式都应该是受到承认的，

无论何种性交体势，也无论性伴是同性还是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放弃关于同性恋的任何争论，而选择一个较易获得一致认可的

观点：只要不伤及他人的利益，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绝对自由，而无需理

睬文化指使下的所谓道德与伦理观念的评判，因为所谓道德与伦理亦处于变更中，

是人为而非自然的，是“定理”而非“公理”、真理。如果我们能够认同于这一点，

便不需要再谈同性恋问题了，如果我们不能认同于这一点，同样也没有谈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