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化之所以可怕，在于它的无孔不入。
水桶能装多少水，是由最短那块木板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短板决定论”。
群体的、或者企业的文化也是如此。
正如Eric Hoffer所说：群体的性格与命运，并非取决于菁英，往往是由其最低劣的成员所决定。因为他们对自我利益的固守，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所说的市民文化，根深蒂固的上海病，也是如此：损一发以利天下而不为，随时准备与利益挑战者同归于尽。

Eric Hoffer，这个码头工人很善于用最刻薄的短句说出真相。
他对知识分子处境的描述，也非常之精辟，比如他说：现代社会重大课题之一，是设法给知识分子过剩的精力寻找出口，可以给予他们一定的舞台，但万万不能给予实权。换言之，对当政者来说，知识分子最好的结局，就是做一只纸老虎。
在中国，蔡元培之后，近百年过去，政权几番轮替，知识分子的情况似乎正变得越来越糟，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不会对这个群体抱有任何乐观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