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熟读杨绛先生大部分书，我羡慕过她笔下的童年，她是大律师最宝爱的女儿，兄弟姊妹众多，各有各的辉煌。她在旧式的诗礼之家长大，又受到良好的现代教育。她是费孝通的初恋——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人淡如菊，是再完美不过的东方。她嫁给钱钟书，不是高攀也不是下嫁，就是两个意气相投的人自自然然地相遇相爱、过了一辈子。

钱钟书是知识分子，她也是。钱叔书有旧式读书人的人情练达及大节上的坚持，她也是。他们什么事儿都齐心协力，一九三八年，中国陷入抗战的深渊，有人劝尚在海外的他们不要回国。他们的答案：国即是家，人怎能不回家。回了，还带着当时才一岁的女儿。那之后，中国所有的大风大浪，他们都在风口浪尖上，可是“他们仨”从未撒过手，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小团队。

有些噩运，人总要承受，来早不如来晚，比如双亲终会过身，子欲养而亲不在。有些浩劫，却是谁也不想接受的，只希望它永远别来，比如白发人送黑发人。还有些无奈，有时人想规避，会说：“有福之人夫前死”。有时也会想：如果早晚要来，几时发生都一样。很不幸，以上这些，杨绛先生无一避免，而丧女之痛，发生在她86岁，丧夫之悲，仅仅只在一年多之后。

以后怎么办？六十余年来，习惯了身边有个人，习惯他的鼻息、笑声，该怎么面对突然空下来的屋子？许多老人儿女绕膝，都排遣不了这突如其来的绝望。更何况，圆圆已逝，杨逄先生再无至亲了。

她没有垮下来，甚至，她的生活没有大变，她过去，是一个端庄沉静的读书人，之后也是。她整理钱钟书的读书笔记，交付出版，三校都一一看过；她写下《我们仨》，点点滴滴的琐事，她不忍忘却，读者愿意替她记忆；她写《走到人生边上》——到是时，已是2007年，她96岁，是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了，她很真诚地思考着人神鬼，有一点点小的执拗。98岁她续写《洗澡》。是多年前，有人写《围城之后》，令钱杨二老都很不悦。现在她索性趁有生之年先写为敬，“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样呢，非但保全了这份纯洁的友情，也给读者看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我这部《洗澡之后》是小小一部新作，人物依旧，事情却完全不同。我把故事结束了，谁也别想再写什么续集了。”作者有言在先。

2014年，她103岁的时候，九卷本的《杨绛文集》面世，我们才真正地深刻认识到她。当年，钱钟书要写《围城》，她毫不犹豫接下所有家务，甘当灶下婢。她不觉得是委屈，只是贤妻良母的天职。上天不垂怜她，剥夺了她的夫与女，她不哭不自怜，她只认真地履行自己作为人的天职。

客观地说，杨绛是福慧双修之人，出身、婚姻、事业无一不好，而如何珍惜这好，让好上加好，也许，是每个女子都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