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欣赏高晓松的才气和风趣幽默，但这次他把玩笑开过头了——在3月9日下午在上海举行的16届东方风云榜“真音乐向前走”研讨会上，老高抛出如下惊人之语：
    我觉得环境应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这个民族是否热爱音乐，是否有能力做更多好的歌曲。我看了这些年我发现一些问题，我们汉民族写词的能力要超过写曲能力13000多倍，自古都是这样，曲子就这么几个，但是却填了6万多首曲子，今天虞美人还有一万三千多首。词流传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但是却把虞美人的曲子忘了。为什么非要推行原创运动我就不明白，那么点写曲的能力，严重的压制住了大量写词的才华或者是能力。其实8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家多幸福，一天到晚等那些流行歌手出专辑，但是一出来我们看还是日本人、欧美人做的曲子啊，但是他们填的词很好，我们觉得就是很清新的歌。包括我们解放前听到的《送别》，也没有人觉得他是苏格兰的歌，就觉得他是一个民国的歌。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写词很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把那么美好的传统扔掉了。欧美人不会写词，基本上都是我爱你，我在山顶上爱你，你在屋顶上爱我那些东西，但是人家的曲子写的很多，为什么不用呢？不如直接用人家的曲子，不是很好吗？……我觉得大家不要老是提原创。我就很想把人家很好听的曲子填点词，我觉得大家不要老拘泥于原创，逼着一些伟大的词作家在一些特别恶心的曲子里面填词，重现辉煌的80年代。
    我承认以上这番话貌似有几分道理，可仔细一琢磨，却满不是那么回事。汉民族词写得好那是不假，流传至今的好诗词如恒河沙数，但也不能否定咱写曲的能力。据高晓松考证：以虞美人为词牌名的词流传至今有13000多首，而虞美人的曲子却被人遗忘了。于是，他得出了“我们汉民族写词的能力要超过写曲能力13000多倍”的惊人结论。虽然我估计他或许是在开玩笑，以此娱人娱己，吸引公众眼球，但还是想越俎代庖替中国古往今来的作曲家解释两句：
    词比曲流传下来得更多更广不假，但是这里面不简单是一个谁好谁坏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这个民族是否热爱音乐的问题，实际的原因我分析大概有以下这两点：
    第一：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和文人主宰话语权，乐人乐师乐工或歌妓的地位非常低下。词一般是士大夫和文人创作，由于他们是历史的记录者，手中掌握话语权，自然能将词作刻印出版，保存和流传下来；曲大多是乐人乐工乐师创作，他们卑微的地位使得即使是当时流传最广的曲子，也很难保存和流传下来。口口相传毕竟不如白纸黑字可靠。这就不难解释李龟年这位唐朝赫赫有名的音乐家，今天的老百姓也只能通过杜甫那首《江南逢李龟年》认识了。想当年，他可是“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专门游走于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之间的顶尖音乐人啊。再者，词的演唱者多半是专业歌妓，她们唱得再好，再走红，社会地位也不及一个落第秀才。她们唱的那些歌，又有多少人有心且认真地记录下来呢？
    第二，词和曲记录方式和传播载体的不同，也决定了曲不如词保存得久，流传得广。中国古代没有五线谱和简谱，词和曲都用文字记录。词的记录方式一目了然，只要是读书人都认识。曲就相对复杂，中国古代记谱主要采用“工尺谱”，它是一种以音高符号为“工、尺”等字而得名的一种记谱形式，大约产生于隋唐时代，是一种文字来记谱的方法。当然，文字记谱倒也无所谓，反正乐师和音乐爱好者能看懂就行。关键的还是传播载体的问题。古代没有录音机，没有CD唱片，没有MP3，想听一首曲子必须得听别人现场演奏或自己演奏。这样的好处是绝对不会存在假唱假演奏的问题，缺点是哪有这么多机会去聆听别人现场演奏？词以书为载体传播开来之后，大家可以通过阅读和朗诵来体验其优美的文字和深刻的思想；曲印在书上的传播，终究是死的，除非夜夜笙歌或者自己能弹一手好琴，否则很难领略曲调的动听与优美。

    现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比西方和日本落后不假，但不能因此说汉民族只会写词不擅写曲。否则这么多脍炙人口的中国风歌曲是谁写出来的？难道是老外写的不成。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音乐和曲调，汉民族的五声音阶在世界音乐大家族中绝对能占一席之地。

    至于高晓松建议中国音乐人直接用外国曲子填词来做音乐一样可以重现80年代的辉煌，我就懒得批判了。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馊主意。要是真这样，中国的作曲家全部下岗改行算了，中国也别发展自己的流行音乐了。所以，在此奉劝“伟大的词作家”高晓松老人家：您自己这些年写不出好曲子了，别先忙着否定别的汉族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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