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京华时报》将迎来她的五周岁生日。作为报社的创始员工之一，我感概颇多。
    今天清理电脑里的文档时，无意中发现三年前写的一篇纪念文章《我在京华这两年》。重读一遍，往事立刻浮现眼前，仿佛就在昨天。
    记得写这篇文章时，适逢报社创刊两周年。当时，报社领导张罗着要出一套纪念丛书，要求大家写纪念性文章。于是，我就写了。没想到，还没来得及收尾，出书的事就搁置下来。
    今年3月,出书的事情终于开始付诸实施。昨天下午，因为做读书版去人民大学约稿，我第一时间见到了刚从印刷厂送来的《京华时报五周年丛书》。一套六册，非常精美。它记录着我们在京华的这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记录着我们飞扬的青春……
    在5月28日报社五周年生日即将到来之际，今天先把这篇三年前未完的旧作贴出来，算是对自己逝去青春的一种纪念，也是对报社的深深祝福。

 

 

 

    时间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不经意间我在京华时报社已经干了两年。
    作为报社“黄埔一期”的一员，两年来目睹自己亲手参与创办的报纸从呱呱落地，到茁壮成长，到迅速崛起于群雄之间，成为北京发行量最大综合性日报，心里颇多感慨。
    回首两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喜怒哀乐，一时觉得有千头万绪，难以理清，只好任着思绪，信马由缰，从给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说起……

 

    能进入京华时报，既有偶然的成分，也有必然的因素。
    2001年2月14日情人节那天，受当时网络寒流的影响，大半年前从报社跳槽到一家网站做编辑的我失业了。生活是残酷的，当时我刚刚新婚燕尔，带着娇妻回京不到一个月，便不得不重新加入到求职大军之中。
    所幸的是，由于有在报社和网站工作的双重经验，不到一周，我就在一家知名的全国性新闻网站找到了一份网站编辑的工作，不过薪水已大不如前。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七八个月的折腾，我已经对网站编辑每天做的“复制加粘贴”的工作感到厌倦，我发现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还是报社。因此，迫于生活压力在这家网站上班的同时，我时时惦记着能有机会回到报社。
    正巧，这时正在草创时期的京华时报社“初举义旗”，开始招兵买马。于是，原本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我立刻“嬴粮景从”，投奔革命队伍。
    2001年3月23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那天下午3点多，为了参加面试，我偷偷请假出来，在换乘了两趟公交车后，好不容易找到了面试所在地——朝阳区左家庄百灵大厦——一座陈旧的六层写字楼。
    面试在大厦6层最东端的一间空阔、简陋的屋子里进行。由于当天来面试的人很多，在旁边小屋里等了近两个小时才轮到我。而此时，我已被漫长的等待和简陋的招聘环境耗得心凉了半截。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便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
    屋里有三男一女四人，衣着随便，岁数都不大，与我印象中报社老总的形象大相径庭。坐定之后，正中一位看起来有三十来岁的男子（后来知道是现为报社总编辑，时任常务副总编辑的朱德付）开始提问。问题并不难回答，无非是“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经历”、“应聘什么职位”等等。他常会在你回答过程中突如其来地抛出另一个问题给你，问题简洁而尖锐，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其他三人只是在他提问过程中偶尔问了几句，整个面试不到5分钟就结束了，然后就叫我回去等通知。
    面试出来后，我以为自己没戏了，因为我亲眼看见在我前面一个面试的家伙在屋里呆了快20分钟才出来。没想到一周后，我就接到了报社“你已被录用”的电话，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成为京华时报“黄埔一期”的一员。
    后来我不解地问几位老总，当初为什么面试我只用那么短的时间，而面试我前面那人却用了近20分钟。朱总笑着揭开了谜底：“用这么短的时间面试一个人有两种情况，要不是他完全不行，要不是他肯定行，你属于后者，所以你被录用了。而你前面那个面试者介于这两种情况之间，因为拿不准，所以要多问几句。”
    通过面试，我第一次体会了京华时报的办事效率。

 

    报社刚创刊那一阵子，为了加深大家对报社编辑理念的认识和理解，营造业务探讨的氛围，朱总经常对头一天的版面进行点评，并形成文字张贴出来，曰“朱总评报”。由于当时大家的业务还不是很熟，对报社编辑理念的理解也不是很到位，评报自然以批评居多，且具有浓厚的朱氏风格：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因此，众编辑（尤其是总编室的编辑）每日里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的版面被朱总点评，弄得灰头土脸，我也不例外。
    2001年6月的一天，在侥幸躲过几回之后，我做的版面终于“不幸”被朱总点评。
    那天下午一到报社，我就悲哀地在评报栏里看见，自己做的“北京/社会”版被朱总用油彩笔浓墨重彩地点评了。龙飞凤舞的批语使我如芒刺在背，羞愧难当。仔细一读，我才得知自己那天做的社会版犯了两大错误：
    首先，头条那篇“民警提醒市民别把东西遗落在公交车上”的稿件，没有具体新闻事件依托，只有导语里的一组数据勉强可用，其他均为废话，完全不够头条的份量。
    其次，版面左下角那条政法稿件新闻要素严重缺失。一是案子是哪个法院判的交待不清；二是新闻发生时间用的是“近日”这一含糊不清的时间用语；三是被批评对象用的“张某”、“李某”这些不确定姓名。朱总的意见是，如果不敢公布批评对象的姓名，那么做这篇稿件意义何在？
    那天的“朱总评报”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它不仅使我的编辑作风更加严谨，而且加深了我对京华时报编辑理念的理解，使我受益匪浅。此后，我做的版就很少再被如此严厉地批评过了。

临时抱佛脚做出好新闻  

    2001年7月，我被领导安排做3版“北京/热点”，从此便与这一块在北京各大报纸里独一无二的版面结下了不解之缘。2002年3月开始，我专门负责“北京/热点”版的组稿和编辑工作，报社有同仁戏称为“胡热点”。做的时间久了，“胡热点”只要当天上班，早上一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问自己：今天做什么？
    “北京/热点”版是京华时报的拳头版面之一，要求每天做一篇发生在北京的、比较重大的、具有可读性的事件性新闻通讯，有较大难度。在编辑这一块版的近两年里，我遇到过好几次弹尽粮绝、无米下锅的危险局面。好在“车到山前必有路”，每次都幸运地化险为夷，没有在版上开天窗，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5月10日那一次。
    那天是星期五，适逢周末，又刚刚下完雨，编辑平台上前来发稿的记者寥寥无几。由于知道头一天储备热点稿件已经用完，所以当天我早早地就来到报社，可是忙活了一上午也没能从新闻热线里找到一条值得做成热点的线索。
    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逝，转眼就到了下午4点，指望当天再发生什么突发重大新闻似乎已不大可能。于是，我只好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开编前会，指望能在编前会上捡到一条凑合能做成热点的稿件。可糟糕透了的是，当天报到编前会的稿件要不版性不符，要不事情太小，没有一条能做热点的，这下我有点傻了：怎么办？
    开完编前会，已经是下午5点多，我心急如焚，惶惶如丧家之犬，四处觅稿，皆无结果，只好回到座位，迫使自己冷静下来。我知道自己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当机立断，立刻派记者出去采访点什么。做什么好呢？看着窗外雨后阴晦的天空，我突然灵机一动：今天是星期五，现在正是下班时间，又刚下过雨，公交车站肯定特别拥挤。我何不派记者去我上下班经过的322路总站——四惠站看看？那里平时就上下车的人就很多，非常拥挤，今天挤车的场面肯定更加惨烈。我早就想就此做一篇批评报导，今天何不趁这个机会试一试？
    想到就做，我立刻去摄影部找记者，正巧温凌在。我简单地向他说明我的思路：等一辆322路车进站，拍众人争先恐后挤车的整个过程。他欣然受命，立刻坐地铁赶赴四惠站。
    晚上7点，温凌回到报社，把拍回的照片传上采编网，我一看，只见每一张照片上都人头攒动，数百人挤车的场面触目惊心。整个车站秩序非常混乱。我立刻意识到：温凌拍回来的，确实是一条可以通过图片来反映的好新闻。
    当晚，我以图片版的形式做出了这条新闻，文字是我在温凌口述的基础上编写的，新闻取题为《322路四惠站周末大挤车》。第二天，这条临时抱佛脚做出来的新闻反响强烈，不少读者纷纷打来电话反映他们在乘车中遇到的拥挤问题。公交总公司有关负责人看到这条新闻后，立刻作出解释，并表态要给322这条线路加车。5月17日，即报道见报后的第一个周末，公交总公司老总专门去四惠站检查工作，维持秩序。5月18日，本报以《乘车再有困难拿我是问》对此事做了追踪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