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在《新周刊》杂志2011年5月1号这一期

行者穿着汉服，穿过北京最繁华、游客最多的南锣鼓巷，穿过游客和胡同居民好奇打量他的目光，来到我的寓所和我聊天。我们算起来见面的频率不算低，上一次见面是几个月前，在他自己租的中央美院附近的房间，他给我吹了尺八，我们喝茶、聊天。这次他给我带了两盒茶，一盒是绿茶，一盒是他的朋友从英国寄来的红茶。因他知道我最近想喝点茶，说自己对茶有着些许的了解。他现在潜心研究中国文化，自然对茶也有涉及，这或是件相附相成的事。

我们是多年朋友，对于对方的成长与成熟都看在眼里，那些痛苦和迷惘自然也逃不过对方的视线，我们更见证了彼此成长的关键时刻。但即使作为他多年朋友，我依然对他的成长深感兴趣，因为他身上有太多传奇之处，有太多值得书写之处，早在几年前，我就为他写过一首诗，那是2005年，我们作为诗友第一次见面，他那时并不叫“行者”，而是叫另一个笔名。那天他穿着简单干净的蓝色衬衫和一条已经磨得粗糙的牛仔裤，在阳光下笑着向我走来，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那时他是一个行走各地的少年诗人，经常在不同的地方写诗，像所有的年轻诗人一样轻狂、叛逆、特立独行和冲动，也有着死死不肯放手的执着历程。然而与其他诗人不同的是，他还是独自流浪过大半个中国的少年。那天我们在西三环边上散步，他跟我讲述流浪全国的经历，那时他仅仅是一个不到17岁的男孩，只是要到处走，他做各种的工作谋生，睡过街头、坟墓边、废弃的工厂、客栈、夜晚的森林；足迹遍步过大半个中国，包括尼泊尔 、越南、澳门等地。他那时长期用各地便宜的小饭馆里的快餐充饥，甚至是简便的白饭，饿极了时偷吃别人门前橘子树上的小橘子和庙里供奉的水果来果腹，还有沼泽地树叶和无人区的野果。在途中，他交各种各样的朋友，喝各地各种的酒，四处奔波，四处逃离，肆意挥霍。他讲述着深夜里独自行走在未知的地方，饿着肚子在建筑工地拉砖，从“猪笼车”中跳逃下来逃跑，看到过大海雪山沙漠草原湖泊，注视过来来往往的过客与自己擦肩而过……我被他单纯而黑白分明的眼睛所吸引，更好奇于他的这种生活经历，这与我所经历的城市残酷青春多么不同！同样是残酷，但却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上的生活。

青春再残酷也有美好的一面，写作便是他的抒情或是理想。当时，他在广州和东莞工厂里看到的现实的残酷及无情，让他产生了反思，他像小时候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本书时发出了一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世界？！工人们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往往加班到深夜，工资却只有300多块钱。他工作的地方有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怀孕后自己到厕所生产，最后经理把她开除了。他去找经理据理力争，希望把女孩留下，结果经理奚落道：“你以为你是救世主吗？！”这段经历被他写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天上大风》中。

“我那时才开始真正了解这个世界。”行者边喝着茶边对我说，“当时我一直思索，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活得这么苦？”

“离开南方后，我去了青海，想一直走，走遍全国。那时我开始认为文化中的真善美可以改变人。必须要有真正的文明的教化，才能够改变这个社会。但后来我到了北京，见了几个有名的前辈诗人和作家，我发觉自己的想法并不十分可行。”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们也还解决不了自己人生的诸多问题，只是专注于那种所谓的文化成就。但那却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流浪了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只是很想重新回到内心的纯净，并找到人生中美好的价值，与更多的人分享。自立立人，并非只为博取一些孤独的江湖虚名。”

2006年，这位年轻的诗人离开北京，来到石家庄的一个村子，自学哲学和社会学，决定要再度找到人生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他踟蹰了大半年，依然未能解决问题的方法，直到后来意外的读到一本关于佛学的书，他忽然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

2007年，他借住在太湖边的一个寺院。 一边吹奏尺八，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一边跟着寺院里的僧人上早晚课。寺院中的老法师给他取了一个法名“妙德”。我去寺里看他，短住一个星期，也得了一个法名“妙霁”。我们的关系已由诗友变成了师兄妹。

年末，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行者”，从此便用了这个名字，作为自己的志向。他把先写过的数百首诗，只删剩下了四句“天地山水，疗我伤痕，给我音风，渡我隐忍。”

2008年，已经成为“行者”的他又陆续去了许多地方游历，并最终在云南束河古镇的正福草堂停留了下来，跟随他的两个师友继续潜学中国传统文化。在束河隐住的时光里，他最常做的事就是背诵古诗词、喝茶和练习尺八。夜晚的青龙桥上、九鼎龙潭边、河边的吊桥上、石莲寺、松云村竖着高大木架的晒粮场，时常会有他的足迹。我曾去看望他，我们彼此称呼对方“妙德”和“妙霁”。

 2009年后，他重新回到城市。为了生计，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去过一家地理旅行类的杂志社工作。他向我说起第一次去编辑部面试时，由于很少生活在城市，他居然用了二十分钟都不懂怎么乘坐写字楼的新式电梯，直到其后跟随着别人，才上了电梯。那段时间他常问自己：“那决然一身选择流浪全世界的自己、做到了流浪中国又想成为一个诗人的自己，退出了诗歌圈去寻求终极真理、接触佛学又开始学习传统文化的自己、赤脚单衣初识尺八借住在寺院的自己、辗转到正福草堂着汉服喝岩茶听友人抚琴同师父习养传统文化的自己，行走于四面八方，聆听于天地山水，如今回到了城市，那曾经的人还是我吗？”

三个月后，他工作的杂志先是因为金融危机停刊，他发现即使生活节俭，还是交不起一季度房租3000元钱。他继而在不同的机遇下尝试性的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讲演、举办尺八演奏会等，甚至被一些人推为提倡中国文化的实践者。

实际上，如果他稍知变通或者妥协，生活会好过的多。然而在他看来，现在的一些高端文化，尤其是成功人士所追求的“灵修”或者是“有机生活”，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奢侈品，无论是否附庸风雅，他自己并不适合去做那样的事情。而像如今流行的“禅”究竟是什么？他认为应该像是禅寺所说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先行做好自己，然后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在真实的生活中修行自己。

他的生活极其简朴，住处只有书、尺八、古琴、床、两三盆的植物，几乎不需要其他任何的东西。他办尺八的演奏会和讲演，拒绝商业赞助，做主持人则从不问薪酬，终日闭门在房子里读书、写作、练习尺八。

陌生的朋友给他汇钱，他交过房租后，依据数年中读过的弘一大师著作，抉意去行走弘一大师生平的重要足迹，借以继续积淀和检验自己。那么，在北京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离开了北京，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行遍五省四十余地，直到在厦门某山寺路边的一块碑刻上，看到一幅弘一大师的书法：“种种恶逆境界，看作真实受用之处。”这句话让他心有所悟，为他的人生再度指明了一个更为博大的方向。

2010年回到北京后，他将21岁之前流浪全国的生涯整理总结，完成一本写了很久的半自传小说《天上大风》。书里并没有提到他曾在北京的生活，也没有写他那个在澳门的朋友自杀的事情，更没有写到个人的感情纠葛。他说不愿意再提起那些事，那些事对他已然太过于遥远，也许提起来也不会有任何人开心。他将这本书发给我看，我惊讶地发现，他的文字比起之前成熟了许多，整本书就像武侠小说一样跌宕，又是一本如实反映出现今代中国年轻人生存状态的成长日记。

2010年冬，他开始学习古琴。2011年，通过对行者读经会的提倡，行者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爱好中国文化的爱好者。这些爱好者里什么身份的人都有，这让他也逐渐对自己的信念和坚持有了更多的信心。他陆续接受到更多的邀请，在包括北京大学等地做了多次讲演，这锻炼了他的口才，也让他慢慢褪去了曾经的浮躁与轻狂。

着汉服、吹尺八、练古琴，这几个关键词放在谁身上都会吸引到好奇的眼光。但被他的外表所吸引的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身着汉服的英俊男孩并非在哗众取宠，他的身上最可贵的就是他的独立自由的人格和理想主义者的纯粹。行者的许多朋友也是由此而来的。“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人？！”——这个世界上是少有他这样坚持内心，按内心所想所活，没有被饿死、冻死、病死，并且活得自在、逍遥的人，更少有这样年轻就找到自己路的人。

他走自己的人生之路，不想为任何人和任何利益而变改自己。他对我说，相对于做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旅行家，他更愿意做一个自立立人的行者。他早就下定决心“可以默默无闻，可以潦倒四方，但是决不把自己作为交换的商物。”

“没有独立自由的人格，不可能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先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行动，然后才能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我的朋友行者将这句话重复了几遍，他的脸仍像几年前我们刚认识时那么年轻、英俊，只是他的目光中比当年多了坚定，那是多年的历练中形成的冷静的、坚韧的思维。不变的是他一直有颗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