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8名律师被几名法警殴打，其中还有几名女律师，第一感觉是想到在中国持枪权的重要性，如果律师有枪，结果肯定不一样，即使在法庭外面有枪也可以，所以争取持枪权将是中国公民未来100年的努力方向。

保尔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是一个标准的 弱势群体，而且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而且他所面临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名校哈佛大学。

保尔找到了他的 组织 ：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

SEIU立即对哈佛大学发出了抗议。在哈佛没有做出恰当回应之后，SEIU一边将此案提交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游行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 学生劳工行动 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经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市政府也做出了反应。9月25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 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的道理。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SEIU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10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PK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弱势群体权利受到保护要有以下三个条件：

1、社会中有要非政府组织，而且是敢于保护公民权利的组织；

2、人民要有游行示威的权利，这是彰显正义、呼吁行动的最重要方式；

3、在议会中，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中要有代表，而且是敢于为选民说话的代表；

以上这个例子就是在非暴力状态下，弱势群体保护自己权益的基本方法。

想一想，佳旭律师所8名律师能否享受到三种待遇呢？如果能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有效的处理，权利与正义都不是问题

如果不能，悲剧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直到有一天当某一种悲剧出现时，所有的人都可以仅凭文字或者短信就可以感受它的痛苦与恐惧，那么一个偶然的事情会引发局部地区大规模事件。

在某个城区或者某个地区，就会出现所谓的“崇祯死弯”，无数历史都会重演！

我们不想看到，但是当历史重演时，我们也不拒绝，一切都是规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