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去成都，匆匆造访了武侯祠，看到那幅有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诸葛孔明有空城阻司马之能，却也有街亭之失。从三国时期到现在，已近1800年，想人类之智识，经无数能人发展丰富，现在谈的，竟已经是现代企业制度，今人作《水煮三国》，用的是现代概念，说三国之事，绝非诸葛能知。查资料得知，对联作者赵藩是清末民初人。清代自雍正推行摊丁入地税制之后，也就是不再按人头纳税，人口猛增到4亿人，而在诸葛亮的时代，整个蜀国军民，不过百万之数，全国人口不足千万。想想今天一个县长，管的就有百万人，一个企业动辄万人，管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令今人犯错误的机会也更多了。但审势以度宽严，这个原则却不会变。

诸葛亮设空城计，下属和领导给予他极大的信任，就连敌人，也不由得不信。他没有立军令状，但性命攸关，已经是生死相博了。而街亭之战，马谡立了军令状，结果还是犯错误丢了脑袋。蜀将关羽也立过军令状，结果在华容道放走曹操。观诸葛亮一生，似乎是让谁立军令状，那谁就已经被料定要犯错误。

最近听说过一个现代版的军令状故事。家电巨头国美兼并永乐之后，原永乐电器老板陈晓成了新国美CEO，当上了职业经理人。陈晓上任时和国美董事长黄光裕签订了一个“对赌协议”：2007年新国美销售额要达到1000亿元，税后利润23亿元，不能达成目标就下岗。陈晓和黄光裕从对头到伙伴，关系转换自有微妙之处。陈晓用一则军令状，将自己在新国美的价值和地位量化了，去留用数字说话，避免了将来不尴不尬，不清不楚。

中国人用人，自古讲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如何用法度、指标来严格管理，则是无数代人“不断努力的方向”。之所以要不断努力，就是法度总是被人治代替，指标总是被人情废止。其根源，是中国人老觉得不成功总事出有因，有可谅之处。

不独陈晓。一份市场化报纸的总编，要保证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一个记者，也要保证发稿量。在TCL集团的内刊上，《我们需要对赌的决敢》为题的“本刊言论”文章就用此事对6万TCL人发出号召，要在整个企业内完善这样的机制：干得好就重赏，干不好就必须就地免职或主动让贤。TCL拿陈晓说事，看中的是那种破釜沉舟的勇气，这正是TCL走出目前困境所缺少的。

三国志上说诸葛亮有“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评价。所以蜀国官员法正劝他宽松些。诸葛亮于是才有审势以度宽严的解释。今天国美之情形和TCL之情形不同，而好像GOOGLE这样的企业，却是欲废除条条框框而后快的。目的不同，宽严相异。不过话说回来，让那些在位子上的人，自己给自己定下个下台的警戒线，还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

手握权利，自然会给自己的肩膀压上责任。窃想陈晓是聪明的，用业绩指标来作自己工作的标尺，来回报黄光裕对自己的“信任”。但CEO是否尽责和称职，不是几个指标就能够衡量的。陈晓会比在独掌永乐时更用心吗？这件事，大可放一年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