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诗歌创作评述

一、穆旦的创作简况。
（1） 诗歌作品：
穆旦生前只出版了3部诗集，即《探险队》（1945，昆明文聚）、《穆旦诗集（1939-1945）》（1947，自印）、《旗》（1948，上海文化生活）。其中，《穆旦诗集（1939-1945）》是他创作成熟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集，2000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2000）”之一。
穆旦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早期（1934-1937），大致从他在南开中学开始创作到他随清华南迁，这是他创作的初试期，主要作品有《流浪人》、《古墙》等；二、中期（1937-1948），大致从他南迁到去国，这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和成熟期，主要作品有《合唱》、《赞美》、《诗八首》等；三、后期（1948-1957），大致从他去美国到回国后中断创作，这是他创作的衰退期，主要作品有《葬歌》、《九九家争鸣记》等；四、晚期（1975-1977），大致从他重新创作到去世，这是他创作的重振期，主要作品有《智慧之歌》、《神的变形》、《冬》等。
（2）翻译作品：
普希金的诗集7部：《青铜骑士》（1954，上海平明）、《波尔塔瓦》（1954，上海平明）、《加甫里颂》（1955，上海平明）、《普希金抒情诗集》（1957，上海新文艺）、《普希金抒情诗二集》（1957，上海新文艺）、《欧根•奥涅金》（1957，上海新文艺）、《高加索的俘虏》（1958，上海新文艺）。（“文革”中重新修订《普希金抒情诗集》，上下册，上海译文）。
英国诗人的诗集5部：《拜伦抒情诗选》（1957，上海新文艺）、《雪莱抒情诗选》（1958，人民文学）、《济慈诗选》（1958，人民文学）、《云雀》（雪莱，1958，人民文学）、《唐•璜》（1980，四川人民）、《英国现代诗选》（1985）。（“文革”中重新修订《拜伦诗选》，上海译文）。
其他诗集2部：《布莱克诗选》（1957，人民文学）、《艾略特和奥登诗选》。
文艺理论著作2部：《文学原理》（前苏联，季摩菲耶夫，1955，上海平明）、《别林斯基论文学》（1958，上海新文艺）。

二、穆旦在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是在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下产生并发展的。以胡适为代表的初期白话诗，虽然直接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启示，但主要影响却来自于国内对文言的革命和对旧体诗的颠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派诗歌，主要受19世纪德国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影响，甚至比胡适离当时的世界文学潮流更远。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学习的也主要是19世纪末期的以魏尔伦、马拉美、蓝波为代表的法国象征主义。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诗歌和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情况也大致如此，对徐志摩影响最大的是唯美主义，戴望舒与李金发一样，他的学习对象也是法国象征主义，闻一多的理论虽然主要来自于20世纪初的印象主义，但他对当代英美诗歌并不关心。而九叶诗人则主要受20世纪20年代以庞德、艾略特、叶芝、瓦雷里、里尔克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特别是与奥登有着直接的继承和借鉴关系。因此，九叶诗派是20世纪40年代崛起并臻于成熟的现代主义诗派。而在九叶诗派中，最为深刻地体现出40年代新诗现代性探求的，正是穆旦。有人甚至把穆旦看作是“新诗的终点”。
三、穆旦诗歌中三个常见的主题和艺术创新的基本要素。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和“残缺的我”，是穆旦在《合唱》、《出发》和《我》三首作品中的三句名诗，也是穆旦诗歌中三个常见的主题。现在，人们在讨论穆旦诗歌时通常作此归纳，特别是前两句，不少穆旦研究论文也喜欢以此为题。“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正体现了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 “历史意识的浮现”的创作特点，体现了穆旦诗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广的忧患意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是最具穆旦个性特点的核心主题，是穆旦“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的经典主题：即对自我、现实、历史乃至真理的拷问。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穆旦对人生和世界的整体性看法。“残缺的我”正是穆旦对自我、现实、历史乃至真理进行拷问的结果。这个“残缺的我”既不同于郭沫若诗中的代表着昂扬的时代精神的“大我”，也不同于戴望舒笔下的仅仅代表颓废的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小我”，而表达了现代人无法确定自我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的精神困惑。
穆旦诗歌艺术创新的基本要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从对“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以及“残缺的我”的体验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张力之美”，并使九叶诗派的“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得以实现。二是通过“用身体来思想”的个人化方式让知性的内容直接成为可感的艺术形象，很好地体现了九叶诗派“感性与知性融合”的诗学主张。三是通过追求“非诗意”的方式来达到对传统诗意的反动的目的，真正做到了用“现代的诗形”来表现“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这正是穆旦不同于以前的现代诗人，甚至也不同于九叶派诗人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