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远去一个时代的结束
——深切悼念裴干城、杨善福、郑远志

有朋友自家乡来,却带来了杨善福去世的不幸噩耗!
自裴干城、郑远志谢世之后,杨善福的不幸,使我深切地感到,一个时代,已经匆匆远去了。
我和他们的相遇、相识、相知,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各地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我们这些饱受那个特殊年代蹂躏的下乡知青,从尘垢中爬了起来,来不及抖净身上的泥土,就加入到了民族复兴的行列。1979年1月3日,我调县教育局工作,第一个认识的就是裴干城——当时,他是县教育局长。
记得是在一次全县的三级干部大会上,裴干城作为县委书记任和亭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点上工作队队长,向大会报告点上工作经验时,才见面的。裴干城做报告时,身上是披着一件米色的当时监利县很流行的风衣,加上他干练的身材,很有儒将的风度。他报告时语言简洁而流畅,声音平和而铿锵,内容朴实而生动,不仅打动了与会的听众,并从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任和亭农业学大寨的点上,担任队长的是一文一武两员大将:一员是公安局长颜家富(颜家富同志后来当任过县人大主任),一员是教育局长裴干城。他们都是当时监利县的精英人才,代表着监利县的才气和人脉。任和亭有如此慧眼,在县级领导中是不多见的。

——全县区中心小学校长培训班合影,二排左四,是裴干城同志
裴干城是从一个普通教师,中学校长,一步一步走上县教育局领导岗位的。他的履职,正是文革后期教育百废待兴的时期,监利县130万人口的大县,全县教师队伍中上千名冤假错案和“右派份子”,是在他的任上,得到平反和昭雪的。他认真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勇敢地承担起了拯救那些被历次政治运动打入十八层地狱无辜的冤魂!
裴干城作为县级教育局长,对基础教育的驾驭能力是得心应手的。曾被监利教育界普遍认为,是继陈玉明之后最有口碑和民心的教育局长。可惜,他很快被调离了。裴干城的去留,反映了文革后期拨乱返正、教育复兴与社会迂回前进、螺旋发展的历史进程。
杨善福与郑远志是乘着中央人才战略的东风,以“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名义,走到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前台。与他们同时脱颖而出的还有周祖元(后来担任过荆州地委宣传部长,湖北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道衡(后来担任过沙市市长,武汉关关长)、黄顺帮(后来担任过县教委主任,县政协副主席)、张有华(后来担任过县组织部副部长,容城镇委书记)等。他们是真正知识份子的代表,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正义和良知。

——1992年访问荆州时,受到时任荆州财贸中专学校校长杨善福(左一)和荆州教委王海棠(右一)副主任盛情款待
杨善福先后被任命为县教研室主任,县一中校长,后被选为主管全县教育的副县长。他刚正不阿的品格,雷厉风行的作风,百折不挠的精神,为打破当时监利教育万马齐瘖的局面派上了用场。当时,是监利县扫除文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施农村中小学“一无两有”的关键时期。他深入农村乡镇中小学,调研走访,为基础教育扶贫解困,奔走呼号。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杨善福,就没有当年监利县全县实现“一无两有”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成果,也没有后来监利教育的发展。
杨善福对事业高度的负责感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在监利工作的几年中,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的。郑学礼教师参加特级教师的竞评,不是个人的问题,它代表着监利教育的觉醒,教师地位的提升!郑学礼是建国以来,监利县的第一个教师参评,也是全县唯一参评的教师。杨善福作为县一中的校长,胸襟开阔,高瞻远瞩,在郑学礼特级教师的评选过程中,几次亲赴荆州。后来,又亲往省教委,向省教委领导表明学校对郑学礼老师在申报特级教师工作中的支持与关注。由于杨善福对教育的专注、投入和痴情,使县一中乃至监利教育的地位,迅速上升!熟悉当时教育的人们,应该记忆犹新:正是那个年代,县一中高中毕业生郑军同学因参加省数学竞赛获得一等奖而保送北京大学,柳国宏同学因获得中南五省青少年创作发明一等奖而保送清华大学,使刚刚从寒流中复苏的监利教育,看到了希望和前途!
后来,杨善福调石首市任副市长,调荆州财校任校长。我们都有过欢聚的日子,也有过美好的回忆。
郑远志作为监利县委宣传部长是称职的。他为监利县荆楚文化的历史,寻根溯源,谱写了历史的篇章。应该说,在监利人文地理的考证和研究中,他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他著书立说,不遗余力地宣传监利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革命传统,历史地位,达到了监利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郑远志和杨善福一样,是那个时代骄子,是时代造就了他们!
杨善福,裴干城,郑远志,是典型的知识份子,有着知识份子的伟岸和风骨。但他们和所有当代中国知识份子一样,只能植根于当时现实社会的土壤,不可能超尘与脱俗。

——1 986年暑假
,时任县委宣传部长郑远志(后排左二)与县教委主任黄顺邦(后排左一)在张场中学接待省教委主任孙德华(后排左三)、省普教处长曾庆红(后排左五)一行;前排右二是作者。
我离开监利近20年了。在这20年中,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他们的欢声和笑语,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裴干城在他的夫人熊老师去世后,给我写过一封很长的信,表明了他的痛苦和悲凉。我到荆州去过两次,却始终没有联系上。后来,听说裴干城去世了,成了我终身的遗憾。我的《离湖诗稿》出版时,在书的靡页上,庄重地写上了“谨将此书,献给那些在我艰难的人生旅途中,给了我真诚的友好、关心和支持的领导和朋友们!献给已经离开了我们、而让我无法忘怀的尊敬的领导和亲密的朋友裴干城、郑远志同志!”算是寄托我对他们的哀思!
杨善福、郑远志属于英年早逝,是在繁冗的政务中,刚刚伸直腰杆,抬起头来的时候;也正是他们的事业和家庭——天高云谈,风和日丽的时候。他们的谢世,不能不叫人扼腕叹息!
裴干城、郑远志、杨善福离我们而去了,一个他们曾经拥有的时代,也从此结束!
呜呼!
( 2007年11月11日,完稿于北京离湖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