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锡章：乡村嫁女

这一年，我们墩上有三个女孩出嫁——我的姐姐郑爱珍，余振林的姐姐余玉意，还有刘暑珍，使得我们这群孩子，一时感到很失落。其实，年龄最大的是我的姐姐，她出嫁时，也不到十七岁。

三个女孩的出嫁，较满意的是刘暑珍。婚期前三天，女婿上头时，她就喜形于色，在宴席上把未喝完的酒洒到新女婿的脸上。虽然看似无意，但我们小孩只觉得，那几天，刘暑珍总是红光满面，喜笑言开，并把不少好吃的如芝麻糖、麻叶子、偷偷地用荷包带出来，分给我们。

上头时，男方的彩礼在那个时代是很出众的。送了半边猪，一坛酒，一个抬盒（农村的礼品盒，很大，得两个壮劳力才能抬动）装的四季的新衣服，银制手钏和耳环，红锦棉被，蚊帐，还有一个装有200元的红包。

刘暑珍的陪嫁也不俗：全套的桌（大小木桌各一张），椅（四把木椅），凳（两条长凳），两个箱笼、衣柜和收妆台；全套木盆（大中小各一个），另有一个白底红花的洋磁盘以及油漆马桶和尿罐。

结婚当日，酒席过后，起轿的鞭炮响了。刘暑珍披上红盖头，由她的父亲抱上花轿。上轿时，刘暑珍的父母眼都哭红了。刘暑珍反而一点眼泪也没有。

我是为刘暑珍送亲的“舅子”之一。当时，刘暑珍的两个弟弟还没有出生，女方不能没有亲人相送，是刘暑珍的父亲要我和她们刘家的一个年龄比较大出了五腹的孙子一起去送的亲。

要我送亲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童年，一直是他们家的常客，浑名叫“好吃户长”。她们家里只要有客或是有好吃的，我会自动地爬到他们的桌上去。当然，她的父母也特别喜欢我。以至后来，我成人后，一直保持着与他们家较好的关系。我也一直把她的父亲刘觐元当作一位受人尊重的长者。她的父亲在世时，我每次回家，总会转到他家里去坐坐。

        ——木土地的乡亲赵转兰婆媳（2012-10）

卸甲河乡村的规矩，送亲“舅子”吃了晚酒席后，无论路途多远，当晚，是要返回的。

在男方吃酒席时，我是坐的第二桌上席，是一个不认识的老人给我陪坐，说是男方的姑父，使我感觉很不自在，酒席也没有吃好。

准备回家的时候，刘暑珍出来为我们送行。这时，她却哭了，哭得很伤心。我不知说什么是好，闹得我的眼泪也差点流了出来。分手时，她偷偷地往我的手中塞了一个红包。回来的路上，打开一看，是二元钱。

好多年后，我回卸甲河，在街头偶尔见过一次。她依然一见面就笑嘻嘻的，形象依旧，只是老了，胖了。

余玉意在出嫁时是哭得最厉害的。男方是卸甲河小学的毕业生，其人品和家庭情况也不错，结婚当日的彩礼也很丰厚，只是，觉到男方家与婆家相隔得远了些罢。

余玉意是九月结婚。她出嫁送给我喜糖中，还有一包新鲜的又红又大的枣子，是叫余振林转送给我的。余振林也很伤心，他说舍不得姐姐离开。可惜，很不幸，余玉意仅到中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我姐姐爱珍的婆家，是三个女孩子中最近的。后来，成立初级合作社时，男方家是第四生产小队，我们家是第五生产小队。

姐姐出嫁时的陪嫁又是这三个女孩中最简陋的。只有大小不同的两口箱子：一口是爷爷在五四年大水时，从水中的漂浮物中捞到的一口涂有普通红色的小木箱子，以往是放在母亲的房里，用来装我们兄弟的衣服；另一口是五四年在荆门摆地摊时，父亲买来装过柿子（从沙市进货来的柿子没有成熟，还需要放在箱子里，并放入梨做催化剂，让柿子成熟）的大箱子。大哥结婚时，父亲把这口箱子给得嫂子了。姐姐出嫁时，嫂子转送给姐姐，做了陪嫁的嫁妆。

虽然十分寒酸，姐姐也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妥。因为，我们兄弟在小学读书，哥哥在外当兵，家里也确实再拿不出什么了。

姐姐是八月出嫁。我和二哥送亲时，两兄弟上身穿是一件白汗衫，下身穿的是浅色的西装短裤。姐姐也是坐着花轿出嫁的。记得花轿进了男方的门，我和二哥被男方的“支宾”引导到另一家堂屋里去喝茶。喝茶时，我西裤的“门”没有关，里面也没有穿内衣，“小鸡子”露在了外面，被男方的宾客们看到了，取笑了好长一段时间。

——年近八旬的姐姐爱珍，踏着三轮车上街，不亚于京城的大妈（2012年）

姐姐、姐夫依然健在，身体很好。姐姐已年近八旬的人了。2010年4月，我回卸甲河，住在二哥的家里。清晨，姐姐蹬着三轮车，到卸甲河街上帮我买来了豆浆，肉饼，油条，并送到我的房里。我看到姐姐像北京的大娘一样，蹬着三轮车上街，进农贸市场买菜，感到特别的高兴。觉得大城市和农村，也不过如此了。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也做了两幢三层的楼房，五个孙辈长大成人。儿孙满堂，有着一个幸福的晚年。

（摘自长篇回忆录《沧浪之水》第一部《风雨卸甲河》第一辑《桃李不言》之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