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8日，黄长城遇难一周年忌日

一个行星的陨落，一个生命的终结，也许，这就是永恒的宇宙规律。然而，花开花落，却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黄长城正是生命的旺盛时期，多年的理想和抱负，正一步一步付诸实施的时候，却匆匆地走了……

我和黄长城是毛市中学63届的初中同学。而真正的同班也只是在初一、初二两年时间内、两个班学生流失三分之二以后，不得不合成一个班时，我们才朝夕相处。加之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乡下孩子的自卑感，与那些条件优越出身在集镇趾高气扬的同学形成了天然的鸿沟。然而，我们毕竟同学年少、天真无邪。我们一起游泳、打球、游戏、讨论学习中的问题，在时间的磨励中，逐渐填平了鸿沟。而最早被乡里同学们所接受的是黄长城。他文静而娴雅，像女孩子一样。在乡下孩子的眼中，他没有街上孩子的那种“鄙气”和“大气”，平时很少言语，二胡拉得不错。在当时的初级中学中，有特长的学生是不多见的。

后来，我到县一中上高中。黄长城在县轧花厂参加了工作。那时，毛市中学的同学在县城的，只有我和黄长城。而真正与黄长城的相识到相知，是在1968年后的不断折腾中。

当时，黄长城已是县政府的干部，而我是一个穷学生。由于文化背景、社会经历、经济状况的分野，使得我们对当时的“文化革命”很自然地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然而，我们对信仰的虔诚、对人格的褒扬，又使得我们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我们凭着自己的良心、良知做人。我们在一起时，从来不涉及政治。

那时，都很年轻，对于什么是政治？我们还是何等的幼稚和无知。但是，我们对待是是非非，却有着共同的尺度。对于一些人的假公济私，胁嫌报复；利用派性，排斥异已，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目的的卑鄙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对一些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挨整，表示了深切的关心、惋惜和同情。

六十年代末，我已回农村参加劳动。黄长城也历经劫难，在家养病。一次，在卸甲河粮店工作的同学黄希志、郑继霞、赵嘉炜，邀请同学集会，给了我们一次见面的机会。郑继霞的妹妹、荆州中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郑继萍也参加了这次集会。

那个时候，对“文革”的困惑，对前途的渺茫，使得我们这些知青们，有如茫茫雾海泛舟，不知何处是自己的归程。显然，这次同学们的相聚带有几分凄凉，几分悲壮。我们纵酒，以酒消愁；我们唱歌，长歌当哭。平时很少言语的黄长城，却和我们融化在一起，情和血在一起交流。

七十年代初，黄长城已调到县委会。这时，有背景、有靠山的知青们，通过招工等各种渠道，开始纷纷返城。而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知青，成了孤魂野鬼。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这段时期里，我在河庙修过长江大堤，100多斤的担子，压在我的肩上，并翻过几十米高的长江干堤。在螺山修过电排站，两箩筐石子从江边的船上挑上山头，几公里的路程。在洪湖挖过电排河，在瑟瑟的寒风中，结着冰凌的湖泥承受不住肩负重担的脚步，双脚常常陷入没过膝盖的泥淖之中，不用双手撑地根本爬不出来……

在前途与命运的抗争中，黄长城那里，几个平方米的陋室，常常成了我的栖身之所。在我经受了几次招工、招生的挫折之后，他那里无疑成了我躲避风雨的港湾。

我们在一起喝酒，散步，谈论。谈学习，谈文章，谈人生的坎坷，谈朋友的境遇，谈世态的炎凉。在他那几十年如一日、平静而不乏真诚的言谈里，总能得到些许的安慰。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调到了县教育局。他已担任了领导职务。我们依然不改从前，常相聚首。

九十年代，我调到了岳阳；一江两地，隔水相望。记得黄长城和郑继萍为我送行时，我们谈了很久。那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多年来一直铭刻在心头。

人离开了故地，心离不开故地。同学，朋友，同事，亲人，梦魂缠绕。人在异地他乡，也有如一叶飘泊的孤舟；无论飘泊到天涯和海角，而真正的彼岸，仍然是自己的故乡。十多年来，长城处，常常成了我这叶孤舟、在故乡的安全停靠码头。

记得有一年回家过春节，带着妻子、女儿，大年初三就去到他家。黄长城、郑继萍那种热情和善解人意，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黄长城虽说话不多，但他那平静而朴实的话语，始终微笑而不失诚挚的风度，能够给人以真实和温馨的感觉。好多年后，我女儿常常提起；而每当提起，都感受到无穷的回味，无比的亲切。

1999年暑假，我因工作，在监利县城呆了几天的时间。黄长城已到县人大任职，工作虽然同样忙碌，但只要有空闲，我们总是在一起；还有罗祖武、李田才、李述善、袁呈彦、李章明、付礼协等同学、同事和朋友。

一次，在饭桌上，述善说：“今天，锡章哥来了，我们开个酒戒，尽兴方休。”长城也不吭气，只是笑了笑，忙把酒杯移开，换上了茶杯。

我知道黄长城能喝酒，只是好多年来，由于政务缠身，一直控制得很好，有时，几乎滴酒不沾，想不到突然会如此慷慨。那次，我们每人喝了两杯，黄长城仍脸不红。我看了心里好高兴，笑着说，“长城终于回到了同学当年。”

1999年11月6日，星期六，我回卸甲河。黄长城跟往常一样，晚上8时左右到我下榻的监利宾馆。我们谈工作，谈学习，谈子女的学业和前途。他说，等黄沙（黄长城的儿子）上大学后，要静下心来，写一点东西。他向我说明了黄沙选择文科的理由，是征求了罗祖武、李田才的意见的。准备明年暑假、先带黄沙到武汉、北京等地去转一圈，以开阔他的眼界……

11月7日，星期日，上午9时，外面下着雨，黄长城再次来到我的房间，说是换了司机，约下午一起吃饭。我们又谈到中午12时。只要我们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

中午，因高中同学韩根生、宁远祥、邓浩光的饭局，事先有约；加之岳阳的工作，不能久留。外面下着雨，我用车把他送到财办宿舍后，就匆匆告辞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竟是最后的永诀！

11月9日，星期二，我因会议回家很晚。一进门，紫华告诉我，镇明华、张友和分别从武汉、监利打来电话：

“长城出了车祸……”

我一听，如五雷轰顶，全身麻木，一下呆坐在沙发上，眼泪脱眶而出。

十分后悔，那天，我为什么没有留下？我们不是可以依旧饮酒，依旧换上大杯，尽兴豪饮；我们不是可以继续谈论，谈文章诗赋，谈人生坎坷……

可是，后悔已晚，这样的日子，已经是永远不会再来了！

（原文载《监利报》2000年10月18日副刊，后收入郑锡章著长篇回忆录第一部《风雨卸甲河》第四部分《附录》P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