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家有十口人：爷爷，父母，大哥大嫂，姐姐爱珍，二哥银章，妹妹素珍和我，在逃难的途中，妈妈又在逃难的船上生了一个小妹妹叫船珍。

爷爷不忍丢下家拾，守在家里，没有加入流浪的行列。那时，我年纪小，也不知爷爷是怎么在这滔滔的洪水中生存下来的。

作为灾民，全家九口被安排在荆门县后港乡一个湖汊的边缘小村。村里只有两户人家，却住着四户灾民。灾民的主要生活靠政府有限的救济。

按当时的政策，政府对灾民的救济是基本上可以解决生存问题的。到上世纪1960年代，我在双碾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调查发现，原在卸市管理区担任水利主任的李的儿子上小学时的草稿本，竟然用的是1954年救灾粮票装订的。可见，李在1954年大灾大难面前，贪污了灾民多少粮票？

粮食不够，我们兄弟姊妹也只得出去到人家刚割完的稻田里拾稻穗；没有烧柴，到偏僻的山林里拾枯树枝。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后港这个地方虽有湖汊，却是丘陵地区。不像我的卸甲河，广阔的原野，一望无际；也不像家乡的莲湖，水天空阔，莲藕飘香。后港只是高高低低的坡地，茅草丛生，荆棘遍地。

有一次，姊妹兄弟一起拾柴时，我看到一颗高大的枣树，兴奋不已。走近一看，树上的枣儿已经被采摘完毕，只有几个大小不同的蜂窝，高悬在枝叶凋零的高枝上，特别惹眼。我跑到树下，寻觅得了几颗被鸟啄过的枣子，刚想放入口中，姐姐看见，被一把掌打落。还骂了我一句：

“吃了死去”！

我们全家九口人，挤在东家厢房后面拴牛的牛屋廊里。炎天暑热，蚊蝇又多，加之营养不良，先是出生不久的小妹妹船珍染病，因无钱医治，不几天夭折。父亲找东家借了一把锹，把夭折的船珍用一块棉片裹着，埋在湖边无主的荒坡上。

后来，已经五六岁的妹妹素珍也发冷发烧，十几天的时间，也死了。我跟着父亲去埋葬妹妹素珍的时候，父亲抱着死去的素珍，坐在荒坡上，饱含着眼泪，坐了很长的时间。

为了生存，父母亲开始利用自己的小船到沙市贩运水果到后港来卖，主要是柿子和梨，有时也运送旅客。大哥、嫂嫂、姐姐、二哥，都提起小竹篮，到后港湖边的小镇上，当起了小叫卖。

从父母开始返运水果后，我就一直与父母一起呆在船上。

后港湖边，有一座土地庙。庙里供奉着土地菩萨。玩耍时，我曾一个人跑到庙里看过。

土地庙名为庙，实际上只比农村的厕所大一点，总共不到两三个平方，却是砖砌瓦盖。庙内一人多高的空间上方，横着一块木板，供着三个木刻的金身：土地公公，土地婆婆，丁公舅舅，并用一块红布披在他们身上。土地公公坐在中间，面前放着一个香碗。香碗里还留有烧过的香扦。庙后有一颗较大的枸树，像一把大伞正好为小庙遮挡风雨。

 我们的小船，平时，就停靠在土地庙边。当地村民说，土地庙附近是土改时，镇压反革命的地方。在这里杀了不少人，是一个神出鬼没地方，平时，很少有人到这里。

我的父母亲是相信有鬼有神的。因而，每到夜晚，我们都早早地睡了，一点风吹草动，就缩作一团，拼命地往被子里面钻。父亲则故意咳嗽几声或故意大声说话，给自己壮胆。

我们是外地的灾民，这里是唯一的停靠口岸，又是船珍和素珍两个妹妹埋葬的地点。父母亲不忍心离开这里——只要我们的小船停靠在这里，母亲总是抽出时间，给两个妹妹的坟头，送去一点饭菜，以此祭奠她们的亡魂。

（摘自长篇回忆录第一部《风雨卸甲河》第一集《桃花盛开的地方》之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