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兄弟三人，大哥春章，长我10岁。他给我最初的记忆是他结婚时穿着的长衫和载着顶子上有一颗珠子的园帽子拜堂时的情景。
嫂子是童养媳，一字不识，他们之间可能没有感情，那时他只有十六七岁，也不懂事，拜堂时一脸的不高兴。其实，嫂子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几岁时死了母亲，后娘又生了几个弟弟妹妹，加上家境的贫寒，无法在家里继续生活，十来岁就来到我家，什么事都做。我是家里的老么，她们都很痛爱我。在我小的时候，当嫂子和我姐姐爱珍下地劳动时，我总喜欢跟着她们。因为，她们总会在长满庄稼的地里，找出一些苦瓜、豆角之类好吃的东西给我。特别是拣棉花的时候，会有一些挑着担子、敲着竹板的小贩，下乡卖米糕、卖麻糖。只要我在她们身边，她们会瞒着大人，用棉花换糕、换糖给我。
在我懂事的时候
，大哥当义务兵出去了。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只是经常收到他的来信。到我小学毕业，被送到荆州读书，大哥已退伍，在粮食部门工作。我到他的粮食收购点王巷村去辞行时，他把自己手中仅有的7块钱给了我，又把自己床上退伍时带回来的蚊帐取下来送给我。大哥在部队是汽车兵，退伍时已被安排在“三线”（京钟磷矿，在钟祥县）开车，母亲不让他去。到我读初三时，大哥一病不起。
在大哥病危的时期，二哥以自己朴素善良的心肠，也仿效历史上的古人，从自己股上割下了一块肉，煎汤喂给大哥，希望能够挽救大哥的生命。但二哥的孝心并没有感动上帝，大哥还是和我们永别了（这也可能是我后来始终不相信世界上有神有鬼的原因之一）。
二哥虽大我三岁，从我懂事时开时，我就跟着他和同村孩子们一起捉迷藏、爬树掏鸟蛋、到水沟里捉鱼虾……；从小学三年级起，直到小学毕业，我和二哥在一个班上读书。他学习成绩好，很受老师和同学器重，长期担任班里学生干部。但我年纪小，又调皮，时常受到班上大我五六岁孩子们的欺侮。而只要二哥在场，他会以一当三，拼着命打败高出他一个头的那些大同学。
小学离我家还有两里的路程，并且要过一条小河，河上长年有渡船。平常，我们兄弟都是一同上学，一同回家。到农历三四月，白天日子长，家里总会给我们兄弟带上午餐，上完几节课后，我们兄弟分享。而有时，我懒得提，就在路上把午餐吃了，把碗筷藏在庄稼地里。有一次，藏着的碗筷不知被谁提走了。到放学时，只得空手回家。二哥因此没有少挨母亲的责骂，而其实责任往往在我的身上。二哥并没有怪我。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兄弟一起，度过了现代人无法想象的艰难。二哥和我是性格相反的人，他饿得无法忍受时，总是围着父母亲身边，嘴里不停地叫喊。我却不喜欢吭声，有时饿得站不起来，也不肯说上一句话。那时的读书已是三天打渔，二天晒网。有时是一个星期都不到学校。为了生存，我们一起寻野菜，到远离家20多里外的一望无涯的莲湖垸挖野藕，摘莲蓬、抽藕稍，捉鱼，拔蒿笋。而这一切，又是最苦，最累的。头上顶着烈日，荷叶丛中有永远驱赶不尽的蚊蝇，水下有总是纠缠不清的蚂蟥，死亡了的蚌和螺的硬壳不知什么时候会在你的腿和脚上划开一道道的口子，稍不留心荷梗上的坚硬的剌也会在双腿上勒出一条一条的血痕……
有一次，我迷失了方向，在茫茫的荷叶丛中，怎么也找不到归途。二哥沿湖声嘶力竭地呼唤着我。等我爬近湖岸时，已是日落时分，饥寒交迫，筋疲力尽。兄弟俩四目相对，涕泪双流。
晚上，我们还得加班，把藕稍或莲蓬扎成“把”或拴成“串”，第二天清晨鸡叫头遍起床，出发到县城去卖。县城离我家有25里（后来，监新公路修通，只有10来里路了），交通不便，全靠双腿走路，并且得在市民七八点钟的早场时赶到，否则，再好的东西也卖不出去。机会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得2块（元）3块（元）钱；多数时候，只能卖到1块（元）、2块（元），这在当时已是很可观的收入。
二哥是村里孩子们的强手，他的吃苦和耐劳，几乎没有一个能胜过他的。不管是摘莲蓬、抽藕稍，还是挖藕，捉鱼虾，他的收获都是最多的。而我能够有他的一半就很不错了。
上初中时，我被送到荆州财校读书。我年龄小，本来就受到父母兄长们的呵护，又要出远门读书，因而给予了更多的关爱，换上了全身的新衣。实际上，我在荆州财校还没有一个学期的时间，财校就下马了，又转到毛市中学（当时的县四中）上初中。这时，二哥正在毛市农校读书。我到农校去看他，而他却住在农民家里，在地上开的铺，十多个学生挤在一间农家的厢房里，而他身上穿的却是我上财校时换下的衣服（二哥虽大我三岁，但他的身材却比我矮一些）。毛市农校是大跃进的产物，有其名而没有“校”，借用的几家农民的房子做学校。我到毛市中学初中读书不久，农校就撤销了，二哥从此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前排左起是郑瑞章、郑焱章、二哥、作者、万紫华、郑炳章；后排左起大哥的外孙女婿陈龙父女、大哥的外孙女郑迪母子、大哥的女儿郑志、二哥的儿子郑剑平（2022-09-19）
我读初中、高中，如果不是“文革”，也许当时就直接上了大学。二哥却一直在农村劳动。我能够顺利地完成中学的学业，这其中也浸透了他劳动的汗水。
在人民公社时期，一个工分只有几角钱的时代，“工分”仍然是社员们唯一生活来源。家里的三个主要劳动力（父亲、母亲、二哥），仍维持不了我在学校每月6块钱生活开销。二哥虽只有十七八岁，已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力，什么脏活、苦活、累活，都有他的份。别人愿干的他要干，别人不愿干的他也干。他的吃苦和勤劳的精神，在农村找到了用场，很快，得到了社员的拥护。先是担任生产队会计，接着担任生产大队主任，到我高中毕业时已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20多年。到他辞去党支部书记职务的时候，房子仍然是父亲遗留下来的三间旧房子。他的勤俭、廉洁，在农村干部中是极少见的。1988年，父亲去世，在县里工作的同事们到我家，看到我家的简陋和贫寒，感到不可思议，不敢相信这会是一个干了20多年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住房。
在我们兄弟中，父母在我身上的付出是最多的，而父母生病和离开人世时，我都不在身边，是二哥一人承担了全部的责任。
母亲是1969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去世的。那年下半年，我还是回乡知识青年，一直在洪湖新螺渠道，是当时卸市人民公社新螺渠道修建指挥部的政工员，负责工地宣传报道工作。母亲生病，我一无所知。我腊月二十九日到家，见到的只是一堆隆起的黄土。母亲病重期间，二哥二嫂进行了悉心照料，所有经费，也是二哥独自承担的。
父亲是1987年10月27日病逝。那时，我已在县教育局工作，在新沟赛区负责组织全县中小学教师的教学比武活动。等我赶到家时，父亲已离开了人世。
我是1975年结婚，在中学教书，每月工资30多元；妻是农场教师，每月工资20多元，毫无盈余。我们结婚时的唯一家俱是二哥拿出的多年积蓄150元，买的一张衣框。后来，我从乡村中学调到县城，从县城调到岳阳，这张衣框都一直伴随着我，走过了27年的时光；虽然，后来我读了大学，当上了干部；妻从一个普通教师，成长为高中特级教师，环境变化了，条件优裕了，但我仍然舍不得丢掉这张衣框。因为，只要看到这张衣框，就看到了过去的岁月，看到了二哥的情谊。
岁月如梭，转眼间已近天命之年了。几十年前的许多往事，仍历历如在眼前。
人生易老，兄弟间的情义永存！
(2022-09-23 08: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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