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  星期四  晴  回县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向那些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受父母牵连而不能加入红卫兵的同学们，发放了红卫兵袖章，使他们好外出串联。

我和潘烽一起，专门召开了一个想当红卫兵还没有领到袖章的同学会议，告诉他们，“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并鼓励他们“投身到波涛滚滚的革命洪流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只要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都可以成为红卫兵”。

我是抱着一个宗旨，只要想出去串联的同学，要求加入红卫兵的同学，一律开绿灯。

当我把一个红卫兵的袖章发给我的同学水鸡子的时候，他双手一把抱着我，竟然豪啕大哭起来。

他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他的父亲成了“走资派”，他也因此受到牵连，在班上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没有同学和他说话，他自己感到很孤单。

拿到红卫兵袖章，水鸡子就昂起了头，与几个同学相邀，当天晚上就搭上了赴武汉的轮船。

作者按：到上世纪80年代，我调到县教育局工作，蔡伯衡书记也在县教育局工作。几次会上，蔡书记重提旧事，说文革中，是郑锡章给了一条黄牛，才免去了被斗和被陪斗之苦；也是郑锡章给了我的“华子”（即文章中的‘水鸡子’，华子是他的小名）一个袖章（红卫兵），我的华子才有资格走出了学校的大门。

10月17日  星期一  晴  上午，在工作组长王同志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一些教师和学生的思想状况。

王同志是一个很稳重的人，一般不轻易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是心领神会的。我顺便请了两天假，回家去看望父母。从北京返回学校后，我还没有回家。

实际情况是我觉得已无所事事。工作组和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切工作都是错的，再也无能为力开展学校的工作。我们已经是高三的毕业生，高考已经取消，在学校也无书可读了。

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的心中一片茫然……

下午，步行回卸甲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