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的香港法庭

    当今世界，或许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两岸三地”实行不同的法律体系——大陆、澳门、台湾归属于大陆法系，但差异巨大；而香港依然沿用英国古老的普通法，整个法律体系基本保持着正统的英美法系的架构和程序。

    作为观察和研究香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部分，我特意选择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试图透过这个特殊的窗口，一窥法治香港全貌。

    由于刑事法律涉及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因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对人权的保护程度，直接反映一个社会的法治状况和权利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受理一审重罪案件且由陪审团定罪的原讼庭，既可以让我们面对面地认识复杂的英美法，又能够真实地展示香港司法在人权保护方面的理念。

    于是，我以普通公众的身份，先后两次走进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旁听事前刻意挑选的几起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香港已经不适用死刑，类似于谋杀、强奸、持械抢劫、贩运大量危险药物（毒品）等犯罪，被称为重罪案件，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必须由高等法院原讼庭一审，再逐级上诉。

    香港共有四级法院，分工较细，从低到高分别是裁判法院、区域法院、高等法院、终审法院。高等法院设有原讼法庭、上诉法庭，其中，原讼庭在受理一审刑事重罪案件和重大民事案件的同时，还负责审理缘自裁判法院的刑事及专门法庭的民事上诉案件。而上诉法庭不受理一审案件，只接纳来自原讼庭、区域法院的刑事及民事上诉案件。

    对于我这个经常与司法机关打交道的记者而言，出入法庭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即便如此，当我首次走进香港的法庭时，仍然感到新奇，特别是它对公众几乎不设防的态度，确保司法的程序能够在阳光下运作，使得公平正义成为人们可以预期的价值。

     当天早上8点30分，我独自一人来到位于金钟道政府合署办公大楼相邻的香港高等法院，此时，距我要去旁听的一个谋杀案的开庭时间还有15分钟。一楼是高等法院的大厅，就像酒店的大堂一样，空荡荡的。在进门的左侧，是法院的咨询处，一位男士坐在那里值班。在他旁边的墙壁上，是几块电子显示屏，有关当天开庭的所有案件都在这里显示，包括法庭号码、法官名字、案件性质、诉讼当事人、开庭时间安排以及公开聆讯还是不公开的内庭聆讯等。除此外，墙上还张贴着打印的开庭信息，与电子显示屏的内容一致。咨询处对面的墙壁上，写着一些机构办公室的名称和法庭的所在楼层，一目了然。4部电梯不断有人自由进出，无人盘问，各个楼层、电梯、过道也没有监视器。

     开庭前5分钟，我进入位于6楼的第10法庭，坐在右侧的公众席上。只见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做开庭准备。这时候，除了法官外，其他的诉讼参与人已经全部到场，包括被告人，但陪审团席位上空空如也。5分钟后，只听“梆、梆、梆”三声轻脆的木头敲击声，法庭上所有的人全部起立，一位戴着假发套的50来岁的女法官推门而入，大家向她鞠躬，而她也还之以礼，并示意大家落座。

     当这位叫包钟倩薇的女法官坐定后，简单地同刑事检控官和其中两位辩方大律师商量了一下，接着，陪审员进入法庭。法庭大约300平方米左右，铺着地毯，四周的墙壁和法官、律师、陪审团坐席都是横条状的原木装饰，包钟倩薇法官一人高高在上。她的正前方第二排是控辩席，左边是律政司的刑事检控官（检察官），右边是辩方大律师，后面是控辩双方的事务性律师；法官席右侧是陪审团席，左侧是旁听席，大约可以容纳40人，其中第一和第二排是记者席。

     法庭对控辩双方席位的安排颇耐人寻味——这两个法庭上的“死敌”，虽各为其主，却并肩而坐，头上都戴着浅黄色的假发套，身穿黑色的律师袍（根据法律规定，具有大律师资格才能担任刑事案件的辩护人）。

    这种外在的形式，实际上构成了控辩双方权利平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英美法传统下，检察官真正的角色就是政府律师，代表政府检控犯罪，不存在任何优越地位和特权。反过来，香港是一个司法独立的社会，法官拥有绝对的权威，不会容忍检察官依仗行政政府而居高临下，甚至连法庭辩论的时间都是对等的，多一分钟都不给。

     至于法官、检控官、大律师头上的假发套（一般律师无此资格），大约也是可以“上纲上线”的。据考证，法官、律师出庭戴着用马尾编织的假发套，是英国司法独有的古老传统，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要戴假发套呢？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按照后人的理解，法官出庭时戴上假发，意在表明超凡脱俗，净化心灵，从而化身为法律的“守护神”。换句话说，我们在法庭上看到的戴着假发套的法官，已经不是一个世俗的“人”，而是灵魂受过洗礼、净化，不贪图私利，不向权贵低头，只忠于法律的普渡众生的“神”，进而使人们对法律产生依赖和信仰。另一方面，法官和检察官均来自律师，系“法律共同体”成员。在英国这样的社会，他们属于贵族阶层、社会精英，假发套正是这种高贵身份的象征。

     但是，这个由“法律贵族”主导的法庭，却对社会大众保持着高度的透明，只要公开聆讯的案件，年满18岁以上人士，无须事前申请和当庭出示证件，皆可自由旁听。唯出于礼貌和对法官的尊重，包括检察官、律师等所有进出法庭的人士，都会一派绅士风度地向法官鞠躬，显示了法庭的神圣和威严。

     同样，香港法庭对新闻媒体也是开放的，法院设有供媒体免费使用的办公室，记者可以像普通公众一样自由出入法庭。但基于维护司法权威的需要，法庭对媒体报道案件附加了限制条件，包括：受保护的证人身份和藏身地点，控方反对保释的陈词和引述的案情，17岁以下被告的姓名和身份，强奸案或非礼案的受害人身份或足以显示受害人身份的信息等，都在限制之列。法庭还禁止媒体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评论，对判决之后的案件可以客观评论，但不得发表含有对法官人身攻击的言论。媒体因此触雷而受到刑事检控的早已不乏其例。

     1998年，香港东方日报在一起与该报有关的案件中，不满法官的判决，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诸如“我们将剥他们的肉熬汤”等恶毒言论，对判案法官进行人身攻击、谩骂和恐吓，派“狗仔队”24小时跟踪监视法官。律政司以藐视法庭罪对东方日报提出检控，报社被罚款500万港元，总编辑黄阳午被判入狱4个月。

     转眼间，香港已回归10年，其独立的司法体系，依然是维系港岛持续繁荣的重要基石，为公众所信赖。

(香港刑事司法系列评论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此为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