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一次的主次颠倒

2010年11月15日《南都周刊》首发《语文教材，从民国到现在》，该文报道说明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民国语文教材受欢迎，一是现在的语文教材有“毒”。前者以“开明”和“商务”等老课本为例证，后者则以报道“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研究为切入。该文在开篇提及“《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断市”后，紧接着就说到：

“20个一线语文教师组成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关于现行语文教材批判的新书上月出版，很快也引起教育界以及人文学者、媒体以及更多是家长们的广泛讨论。”

很显然，“关于现行语文教材批评的新书上月出版”，才是真正的话题由头！该文提出“老教材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儿？”只不过是其找到的一个炒作点而已。

本来这篇文章是同时以“开明”和“商务”两种语文老教材来举例说事的，但因其首举“《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断市”之伪论，其后的媒体从者如云，均以“开明老课本卖断市”为引导话题，遂使“商务老教材”的消息被淹没，而“开明”则一时炙手可热。

《南都》的文章其实是为后来的舆论热潮定下了基调。后来的所有媒体报道，均延续了①热捧老教材和②批判新教材这样的两条线索，并几乎都提及到那个“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新书。它们不断重复《南都》的论断，还不断增补论证并延伸话题。而事实上，真正能够引起大众围观和共鸣的，也正是其对于现行语文教材的批判。只不过，在后来对于现行教科书的批判话题，也越来越像是只从“开明”等老课本引发出来的了。

亦即：在最初，“开明老课本卖断市”论，只是作为“关于现行语文教材批评的新书上月出版”的合法性例证。而在后来的媒体热潮中，后者却只成为了前者的合理性延伸说明。

例如2010年12月24日《国际先驱导报》上的文章《民国教材热销不仅仅是怀旧》中就写到“奇妙的是，伴随民国教材走红的，还有表面上看起来十分不相干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批判》一书本是为去年语文教材批判作结，没想出版两个月后，民国教材的热销也捎带着使它再次成为焦点。”

这一代表性的媒体判断，实际上是再一次颠倒了主次之关系。

二.媒体的起哄追问

看看《开明国语课本》出版事件前前后后的所有媒体报道，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遵循并强化建构着一条奇怪的线性逻辑链：

因为卖断，所以热销——因为热销，所以受欢迎——因为受欢迎，说明家长孩子都喜欢——因为家长孩子都喜欢，所以是红遍校园——因为老教材红遍了校园，所以新教材肯定不好。

很明显这个逻辑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难以成立的，但偏偏媒体就要这么认为。而且不管这个逻辑链的事实基础是如何的漏洞百出，他们却早已跨越，匆忙去建构新的深度观点了，它们不停追问：

为什么热卖到脱销？为什么家长孩子都喜欢？老教材好在哪里？新教材为什么不好？不好在哪里？等等。

各种媒体的话题演绎大致相同，《南都》文章最初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是：老教材有名作家参编——编得太用心——贴近小孩子的心理——课本中洋溢着开放的精神等等。

而后来的媒体沿着这样的思路挖掘话题，不过媒体是善于把他们的追问放到所谓“公众”的身上，一如一位央视主持人的博文中写到的自问自答和自说自话：

“家长们热议的话题很简单：为什么现在的学生会那么喜欢78年前的课本，却不喜欢现行的课本？答案也很简单：民国语文教材更贴近孩子们的心理，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而现行教材则高高在上，超过了孩子们的接受年龄，其中还有一些做作和虚伪的东西。”

有谁见过是“家长们热议”？谁证明过“现在的孩子那么喜欢”？你以为简单的答案又是谁给出的？然而这一切，在媒体眼里都不是什么问题。仅以2010年12月1日《山东商报》的文章为例，可怜的是砖家们在媒体的诱导下，张嘴就是胡话。

他们说，此书的热销是源于国学热。砖家认为，“因为现在的教材中传统文化比较少，但是很多家长又意识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开始尝试着去追寻。”（同样的观点也见于2010年11月30日的《京华时报》）。这些砖家见到“国语”二字就马上去等同“国学”，并马上就振振有词。更好玩的是记者随即就发挥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多的开始追求经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信仰的缺失，而国学热的产生弥补了这一问题。”说国学热弥补信仰缺失，这样的高论真是不一而足。

他们说，此书的热销源于对语文教学的不满。所谓的砖家说“人们疯狂地追逐民国时期老教材，反映了当下大多数家长对于现有教育制度，尤其是语文教育方式的不满”。这是典型的借事说事，谁是“人们”？谁在“疯狂”？借机倾泻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不满，一定不是“当下大多数家长”，因为“当下大多数家长”根本还来不及想这个问题。

该篇文章还报道有某砖家批评“如今语文教材‘雷人神功’”，不妨多说两句，砖家举例说：

“有一次看一份卷子，写的是一个故事，一只蚂蚁掉进墨水瓶里，然后爬出来在白纸上爬，留下了很多花纹，其他的蚂蚁就很高兴，为它鼓掌，得意洋洋的蚂蚁于是又爬回到墨水瓶里想继续创作，不料却被淹死了。在这段文字后面有一道问题是：‘蚂蚁为什么会死？’当时很多学生是这么回答的：‘因为蚂蚁骄傲，失去了自我’或者是‘蚂蚁在同伴的欢呼中失去了自我’，我觉得这个答案很好，但是标准答案是：‘蚂蚁死去是因为它又回到了墨水瓶里’。”

砖家说，这个答案把他雷得“哭笑不得”，同时让他意识到了语文教育背后的问题：“当今语文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太死板，扼杀孩子的想象力。”

这个例子是不是就真能说明今天的语文教育的问题，倒是非常值得怀疑。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教辅和作业卷，提供的都是“参考答案”，而绝不是“标准答案”。这些参考答案完全也有可能许多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是中国教育给孩子们定立的标准。如果出现了这位砖家说的“雷人神功”，那就只能是具体的语文教师的素质问题。而个别教师的素质问题，好像也不应该算作是语文教材或语文教育本身的问题。媒体搞出的这些例子来得出中国语文教材或教育制度出了大问题，所以民国教材才很受欢迎，好像也太没有说服力。

另外，也还有说是因为社会的怀旧热、折射社会价值观的回归等等，这些也都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

三.被淹没的两种声音

也并非没有明白人，《开明国语课本》主编叶圣陶的孙子，作家叶兆言就是其中之一。当《山东商报》记者以所谓《开明》热销走红的话题采访叶兆言时，叶很清醒地说，“只是一直在听媒体说”。是的，一直就是只有媒体在这么说！“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媒体在说《开明国语》走红，但是事实是什么样的？一本5年前只印了5千册的书，现在忽然说红了，会不会是策划？”

采访叶兆言的记者主动帮助解除疑虑，说：“我刚才跟出版社方也联系过，他们那边反映说销量很好，已经脱销了。”记者这里完全是答非所问。因为他采访叶兆言的见报时间是11月30日，而这个时候的所谓的脱销，也就是只有2005年版的首印数，媒体的共谋谎言也由此可见一斑。

这是唯一出现在媒体上的对于《开明国语课本》热销的怀疑之声，从此以后，关于开明老课本的新闻热尽管一浪高过一浪，但再没有了任何怀疑之声，叶兆言的疑问被彻底淹没。

《开明国语老课本》就真的那么好？不少媒体文章甚至提出要用它来直接当教材（如2010年12月1日《新京报》），很多人对于它现在只能做为课外读物而感到不平（如2010年12月2日《信息时报》）。但除了媒体采访的砖家说法外，11月30日的《京华时报》上，也出现过一次家长的说法：

“我前几天也给孩子买了一本最近比较红火的民国时期教材，但我觉得与现有的教材相比，还是存在差距的。里面只是介绍一些宏观的大道理，注重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比如开明国语读本里面讲的要尊敬长辈，饭前洗手什么的，我儿子说他在幼儿园时就懂了。一些寓言故事用文言的形式来表述他根本看不懂。买回来之后没见他怎么看过，问他为什么，他说是那本书的插图质量不好，太粗糙，不如他平时看的漫画书好看。”

但是这个声音也都很快被掩埋在预先设置的问题和解答中。显然这样的声音并不是媒体想要的和喜欢的，所以在此后的关于开明老课本的所有新闻中，也正如叶兆言的置疑一样，也再找不到任何的回应。这段家长的声音，也被对于“开明”的一致赞誉所淹没。

四.媒体到底要说什么？

是媒体不知道《开明国语课本》真实销量？显然也不是。它们只是压根不在乎真相。许多媒体的报道中都非常清楚地写明了老课本是2005年首印8000册，到2010年11月底出版社才决定要加印5000册。那么这些媒体又如何制造《开明国语课本》的热销？除了公然的撒谎，就是混淆时间概念。你看它们说商务版老课本出版后的10年间印了七八千万，开明老课本解放前印了40多版。这些古旧信息并置在老课本热卖的今日消息中，也就仿佛成全一种今天的支持证明。

但媒体却是如此持续地热热闹闹，他们到底要说什么？

让我们复习一下铺天盖地的媒体标题：

《1932年语文课本重印卖光家长称新教材太多说教》《专家称民国教材走红源于民众对语文教学不满》《救救孩子，救救课本》《民国老教材受热捧拷问现行教育体系》《民国教材受热捧卖断货现行教科书遭质疑遇不满》《民国老教材70年后走红拷问现行教育体系》《民国时期课本走红校园新教材被指"有毒"》《教科书热议不断引党报关注：应走出功利化误区》《老教材脱销中小学语文教育要反思》《民国教材热销不仅仅是怀旧折射现世教育之痛》《老课本走红映衬功利教育的尴尬》《民国老教材重印遭热捧新教材被批有毒》《民国语文教材卖断货的冷思考》《民国教材受热捧的现实咏叹》《比当下教育遭质疑  <开明国语课本>重印卖脱销 》等等等。

不难看出，媒体的焦点还是在现实拷问。而“开明”出版事件，只是制造出来的一个借口而已，其真伪根本就不重要。有媒体总结说：“民国时期老教材的走红，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当今教育体制的脸上”。

这话说得够狠，不过也说得很没有水平。正如当年北京的同心出版社曾出过一套《美国语文》，其销量要远甚过开明老课本的初版销量，也没有谁会因此而相信这就是美国教育给了中国教育的一记响亮耳光。

这其实只是他们自己想说的话而已。

但为什么媒体突然集中火力向现行语文教育开战，这又反映出了怎样的一个时代症候？

我们身处一个“被”时代。《开明国语课本》就这样“被断货”“被热销”“被反思”。而我所更感兴趣的，当然不是这个由“开明”老课本所带来的有关语文教育或当今教育体制的话题，虽然对语文教育的关注，也正是我注意到“开明”老课本出版事件的起点。作为当代文化事件的一个典型个案，由此而让我感觉到更有意思的事情，则是这样一个话题背后的形成机制。它显然要比我们表面上所见到的事情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