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天下之义

——《尚同》篇的训诂错误

作者：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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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墨子》书中包含有墨家的字典《墨经》，和墨家主要思辨《大取》《小取》。训诂《墨子》和墨学内容，必须首先使用墨家自己的概念和思辨。《墨经》中恰好有对“同”和“一”的解释，而且恰好是针对法律领域而言的。当使用墨家自己的概念和思辨训诂“一同天下之义”，将发现“一同天下之义”应该翻译为“兼取天下之义”。而不是统一思想。

         墨家“兼以易别”。兼爱所有人，不排斥任何人。这种思路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运用，也就是全民立法。“义，利也”。《贵义》篇说，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要生命[1]。《尚同》篇包含案例法立法程序。说明先秦墨家认为任何人都只代表自己的利益，也只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圣王也不例外。本文节选自《墨子解析·尚同》篇。对“一同”逐字运用《墨经》进行训诂，得出结论：“一同天下之义”，最准确的翻译是“兼取天下人之义”。

一、“同”的意思是 “共识”

「同，异而俱于之一也。说同：二人而俱见是楹也」[2]。

同的意思是：不同事物的“相同部分”，就人与人的观点来说则是“共同所见”——共识。

二、法律范畴中，“同”指的是“取同”

首先，《大取》「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瓮」。也就是说兴利除害，是补社会之漏。那么法律的作用就是使人们的行为有“止”。而“止”的定义是：

「止，类以行之。说在同」[3]。

“说在同”，同是“共识”。注意在这个定义中不是“以类行之”，而是“类以行之”。如果“以类行之”，那么就只能按照类同部分行事。而“类以行之”则是将不同的事物先作为一个类，然后去发现其中所同。就人与人的观念而言，指发现人们观念的类同部分。可知在对“止”的定义中已经包含“取同”之意。

然后再看《经下》。其中有立法中遇到的，“法同”“法异”两种情况的处理方法：

　　「法同，则观其同。（说）法：法取同，观巧传」[4]。

「法异，则观其宜。（说）法：取此择彼，问故观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与以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心爱人，是孰宜？」[5]

由于法律从人们的观念中取同而来。那么当人们原本就观念相同时，要“法同”。“义，利也”。某人的“义”就代表了他的“利”。由于法同之时，无论选取谁的意见都符合双方利益。此时是“利之中取其大”的范畴。需要“观巧传”，巧是指谁的意见更好，传是指“爱三世”，能有更长久的利益。

当人们观念不同的时候，要“法异”，找到其中更为适宜的观点。此时由于无论选取哪一方的意见必然损害另一方，所以属于“害之中取其小”的范畴。注意，《大取》篇对于“害之中取其小”有约束条件：「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为义也[6]」。不得已的时候才能“害之中取小”，可以理解为不得不有个决断的时候。此种情况得出的结果，甚至不能称为“义”，只能称为“宜”。只不过是在不得不决断时候，有个比较适宜的选择罢了。在取宜的时候，要搞清楚各方之所以如此主张的“故”——原因。在法异条目中举了两个例子：“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在各肤色人之中只选黑皮肤的。意思是说“偏取”，或者说是“别”。墨家主张的是“兼以易别”，这种选取方法不合适。“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心爱人”，在一个有爱心和一个没有爱心的主张中选择，当然要选择有爱心的主张了。这种选取是以“兼”为目标的，是适宜的。

墨家不但将立法领域的“同”，定义为在类同事物中的“取同”。而且还有整套取同、权衡[7]的操作原则。这是因为墨家主张“言必立仪、必有效”，要“可常之”。追求实施过程的规范化、正当化。

3、在立法范畴，“一”的含义是“兼而无遗漏”——“全民”

「一：法者之相与也尽，若方之相召也。说在方。（说）一：方貌尽。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貌，犹方也。物俱然」[8]。

法要“相与也尽”，也就是要使全部的人们相合。其适用范围“说在方”，同一个行政区域。“方貌尽”，是指“原群实”“摹略万物之然”要包含所有人。各人有个人主张，各地有各地不同的法律，并不妨碍行政区域内人们相合。只要取同于全部人、全部下属行政区域，那么就会获得全部人的同意。“然”是对“言”“说”的认同[9]，也就是对立法结果的认同。

从此条我们可以看到墨家对法律领域的“一”的解释。并不是“统一”，各地还可以有自己的法律。人与人不同义，各地有不同的法律风俗，没有问题。“一”指的是要兼取，不要有遗漏；要取自所有人，要取自所有下级行政区域。

4、“一同天下之义”是“兼取天下之义”

经过对墨家“同”和“一”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同”就是“兼而无遗漏地取同”，也就是“兼取”。“一同天下之义”就是“兼取天下之义”。这正是墨家“兼以易别”思路。

人们之所以看到“一同”马上反应到“大一统”、服从命令之类，是因为2000年的宗法大一统社会使我们不再理解先秦。字词含义发生了变化。而制度的变化，使我们看不出《尚同》篇所描述的案例法法律体系。在《墨子解析·尚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清儒在训诂、校订时方法主观，通假、“校正”轻率。硬生生将华夏最为伟大的法治主张——尚同，活剥为专制制度。进而想象先秦墨家“严密组织”，也是错误的[10]。

实际上，否定“尚同是专制”的例证太多了，而肯定的证据仅仅是《尚同》篇。本文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不得不每个细节皆辩论。所以《墨子解析》之《尚同》篇篇幅比起其他各篇长得多。也许在先秦，人们一看“尚同”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呢。最后我们试列举一些其他能够反驳“尚同专制”说的例证，这些例证来自墨家和其他各家的评价。

《法仪》「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君亲师皆不可法。仁者可为法。而墨子说“地为仁”。

《艺文类聚》「禽子问天与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为仁」。“地为仁”既百姓比王公大人有德。有德者当立法，那么墨家当然会主张民立法。

《经上》「民若法也」。非常直白了。

《经上》「君臣萌，通约也」[11]。君相对于民，有“臣”的身份。其职位和职责是人们的通约。

《亲士》「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天子是“天下器”，公器也。他的主要属性是“器”而不是“人”。可以印证“君臣萌”之“萌”——职责。

《孟子·滕文公下》称墨子无君父。

《荀子·非十二子》批评墨家时说：“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直接否定先秦墨家主张大一统，和主张君王立法、专制。

《尸子·广泽》“孔子贵公，墨子贵兼”。在治道领域，墨子贵的是“兼”，正是本文辨析的“兼取天下之义”呀。其实墨家整个理论体系就不主张“公”。《墨子》全文就一个“公”字：“举公义，辟私怨”。说的就是法治。其他领域都没有出现“公”字。其他“公”字全是“王公大人”连用。墨家对“公”并没有多大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