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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产业的疯狂与跌落
中国科学家获得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红的不止是屠呦呦,还有青蒿素——全球公认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而在青蒿素原料的最大产地重庆酉阳,当地最大的青蒿素生产商却高兴不起来。
1.诺奖之后
10月6日,和青蒿素打了20多年交道的冉军,看到屠呦呦获奖的消息,心情波动了一会儿,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把手机放下,穿上有些灰尘的西服,耸耸鼻子,酉阳的天气越来越凉了。
心情,就像重庆华方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武制药)卡车上的青蒿,升起又落下——每年这个季节,公司收购农户的青蒿,一袋袋晒干的青蒿叶被装上卡车,又被卸进公司的仓库。
冉军是该公司的副总经理。华武制药位于酉阳县城南,据称是最早也是最大的青蒿素原料生产商。
接下来几天,冉军的微信朋友圈被屠呦呦获奖的消息持续刷屏;他没有转发。亲朋好友打来电话,“你们这个行业又要红火了”;他的回应很扫兴:“市场已经饱和了,不可能因这件事有多大增量”。一些记者来采访,“如果觉得青蒿素产业迎来了一个春天,会让你们失望的”,他的态度近乎冷酷。
“青蒿素获诺贝尔奖光鲜亮丽,而实际上这个产业现在成本倒挂、全面亏损,是最低谷的时候。”他甚至向记者们说:“我们站的角度不一样。我太了解青蒿了。我们经历过很漫长也很痛苦的过程。”
2.发现青蒿素
青蒿是一种野生植物。“房前屋后,都长青蒿。”老家在酉阳县铜古乡的冉军记得,当地人以前常用青蒿止血、熏蚊子,“小时候流鼻血,就抓一把青蒿叶,揉一揉,塞在鼻子里;把青蒿叶晒干,点燃了,当蚊香。”“谁能想到,它有那么了不起的药物价值,还成了治疗疟疾的中国神药。”冉军说。
不过追溯古代文献,东晋医药学家葛洪在其著作《肘后备急方》中,就已点到青蒿治疗疟疾的偏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曾向媒体表示,她和她所在的“523”项目(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组正是从葛洪这里获得了灵感。
上世纪七十年代,该项目的全国课题组转向青蒿研究,拿到抗疟单体并临床验证青蒿素有效。据《重庆晨报》报道,“523项目”四川课题组发现重庆酉阳的野生青蒿,青蒿素含量最高。
3.工业化生产
1986年,青蒿素获得新一类新药证书。在冉军看来,这是青蒿素产业的第一个时间节点,中国工业化生产青蒿素的起始之年。原本生产中成药的酉阳国营武陵山制药厂,由此被选作工业化生产青蒿素的工厂。1990年,“523”项目组核心人物、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的魏振兴,在酉阳组建“药用植物培训班”,旨在培养中国第一批工业化生产青蒿素的技术人才。
冉军1990年高中毕业后,被召入魏振兴的培训班。“魏教授他们教我们青蒿素的作用和提取等,又到武陵制药厂现场实习。”冉军说,当时青蒿素产量不多。1994年,冉军考上了成都的华西医科大学药学专业,“那时受影响,青蒿素已经编入教材,在抗病药一节”;1997年,他回到武陵山制药厂任技术员,此后又到青蒿素的市场开发与销售岗,“当时产量也就几百公斤,主要销给国内的昆药集团”。
2000年,武陵山制药厂被华立集团收购。冉军说,原本做仪表的华立集团将青蒿素作为其转型进入医药企业的切口,2001年组建重庆华武制药。“从此对接国际市场开发和销售,青蒿素的产量于是越来越大。”2001年,通过内部竞聘,冉军成为公司青蒿素系列产品的销售科长。
4.家种时代
2000年起,青蒿产业进入了人工种植时代。“以前都是从野生青蒿中提取青蒿素,在其开花前破坏性采摘,造成野生资源越来越少。”冉军说,从1990年公司开始研发家种青蒿,经过十年育种,2000年菜进行大规模种植。酉阳县板溪镇摇铃村的村民冉东升,原本养蜜蜂,2000年种起了青蒿。
冉东升说,青蒿的收成一年一季。他从华武制药拿到种子,一月育苗,三四月移栽,七八月收割,将青蒿叶晒干。
每年此时,青蒿的收购进入尾声。10月10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华武制药的仓库看到,工人将卡车上的青蒿卸下,技术人员正抽检青蒿素的含量;青蒿叶称碎末状,有浓重的中药味。
华武制药车间工作人员称,青蒿素的生产有提取、分离、结晶三个工业流程。青蒿素呈白色粉粒状。
5.疯狂与跌落
2004年,华武制药的家种青蒿品种华立1号,通过国家gap(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这一年,冉军升职为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在他看来,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2004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二是2004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发布青蒿素供需消息,需要一亿人份的青蒿素制剂。这让青蒿素市场陷入了疯狂。
冉军回忆,华武制药规模设计产能才五吨,2004年之前青蒿素产量最高两三吨,此后不停翻倍,直到2005年的几十吨。“受那两件大事的影响,国内企业看到商机,社会资本疯狂涌入。”冉军说,甚至一些建筑、煤矿企业都进入青蒿素市场,2005年全国青蒿素企业达到一百多家,重庆、成都、湖南、西安、上海等地最多,给酉阳造成一波青蒿抢购大潮。
“本来七八月开始收购,2005年提前到三四月,我们公司在村里设点,每个点派了七八个人,和其它工厂抢购,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冉军向成都商报记者回忆,“当时农户也很疯狂。一些农户掺假,将山上的树叶晒干打碎,掺进青蒿里。青蒿素含量很低,但怎么都能卖出去。”他说。
“哪个行业赚钱,社会资本就集中到这个行业,造成产业过剩。2005年青蒿素生产太多了,市场供大于求,2006年价格跳水,哀鸿遍野。”冉军说,到了2006年很多生产青蒿素的中小药企倒闭,甚至有的企业工厂建到一半就倒闭了,不少农户与企业发生纠纷,有的企业被围堵;农户中还出现了一个极端案例:2006年秋,外地一对夫妻押上全部家当,收购了十几万元的青蒿,却卖不出去,服毒自杀。
2007、2008年,青蒿素企业几乎全部停产。现在国内生产企业减少到近20家。
6.诺奖的意义
2007年,冉军升为公司副总。“因为我们公司2006年控制得比较好,没有亏损,也没有和农户发生诉讼。”冉军说,2008年他成为华武制药副总经理兼酉阳华阳自然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9年青蒿素价格开始回升,到2012年又达到一个高峰。“2013年起又降,且每年价格持续走低。这么多年,像过山车。”冉军说,青蒿素从2005年最高位400美元一公斤跌到现在180美元一公斤。
“这个产业不大。平均单价180美元一公斤,市场全年销售也就180到200吨。也就2亿多元的盘子,没有更大的空间,已经到天花板了。”冉军不认为诺贝尔奖会给青蒿素产业带来多大影响。“青蒿素的获奖,最大的意义,是针对青蒿或者青蒿素扩宽更多的使用功能;也是对中药的认可,研发与中药相关的对人类健康有贡献的其他产品,这可能是青蒿素获诺贝尔奖的深远意义。”他说。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获悉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当晚,浙江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辗转难眠。华立集团掌握了全国70%的青蒿素原料。“中国在青蒿素原料源头上有绝对控制优势,却只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国,最多只是制剂产品市场的配角和补充”,汪力成连夜写道。
冉军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在公司的微信群里看到了汪力成的上述文字。“作为一个在青蒿素行业20多年的人,我看了他的话,比看到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更感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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