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孙志刚”

 ——洛阳老人24年苦寻儿子失踪真相

【成都商报记者 牛亚皓 河南郑州、开封、洛阳 摄影报道】

【2010年11月2日发表于成都商报国内10版，未上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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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河南洛阳西工区75岁老人袁运河，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火箭设计与制造专业，原某军事研究院高级工程师。24年前，他的儿子袁知晓神秘失踪。24年中，他一直“砸锅卖铁”寻找儿子的下落。24年后的冬天，他在车流不息的街头挪着疼痛的双腿，“要用行将失去的生命换回儿子失踪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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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失踪】

 在北京火车站转车时出事   

 

袁运河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唐仕秉小他6岁，在某军事研究院任实验员。两人一见钟情。婚后，有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袁知晓，是老二。1986年12月24日，17岁的洛阳三中高二学生袁知晓，去内蒙古突泉县大青山大队的舅舅家探亲。他从洛阳坐上火车，到北京火车站转车。这是他第二次内蒙之旅。

据洛阳市第三中学开具的《证明》，12月26日，洛阳三中袁知晓的班主任刘景安接到一个电话，为北京海淀区公安局打来，说袁知晓在海淀区公安局，刘景安请警方将学生送回洛阳。洛阳三中校方知道情况后，又和海淀区公安局联系，后者告知“已转到北京市收容站，经收容站的同志讲确有此人”。

袁运河12月30日赶到北京，北京收容站工作人员告诉他“袁知晓已转到安阳收容站，再从安阳遣送洛阳”。袁运河31日赶至安阳。安阳收容站说没有袁知晓这个人。

在北京收容，不直接遣送洛阳，为何要绕弯路先送到安阳再送到洛阳呢？北京公安局监所管理处办公室主任王春明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时国内有几个定点收容遣送站，安阳站就是为数不多的定点之一，北京的河南籍被收容人员，均为由北京遣送安阳，再从安阳遣送河南各地。

袁知晓从此神秘失踪。据洛阳市第三中学开具的另一份《证明》，85级学生袁知晓学习期间遵纪守法，无违纪现象，更没有打架斗殴的不良行为，在校期间表现良好。

袁运河，从此踏上寻找儿子失踪真相之路。

 

 

【寻子岁月】

大雪天钻蔬菜大棚取暖

 

1987年元旦、春节前后，袁运河在北京、安阳两地来回跑，无心上班，终丢掉了高级工程师的工作。袁运河的妻子唐仕秉精神受到刺激，言行诡异，一听门响，立即跑过去开门看是不是自家儿子，半夜常梦游般出去找儿子。

1987年1月27日，袁运河收到安阳市收容站的一封信：“袁运河同志，我们反复查找，去年12月份和今年元月份均未收到袁知晓这个人，12月30日是送来一批，但无有此人，祝你们新年快乐。”

新年，再去北京。大雪纷飞。袁运河夫妻携三个孩子来到北京，尽管省吃俭用，借的路费很快花完。“饿，小丫头只好去要饭，半天要回了一只馒头，三个小孩你一口我一口地狼吞虎咽。冷，没钱住旅社，钻到路边蔬菜大棚里睡觉。”

1987年至2005年，北京、安阳、郑州，乃至广州、上海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死尸未被认领、哪里街头有行乞者，袁运河和妻子总会跑过去，看是不是儿子袁知晓。火车票、汽车票，已经积累了几大包。1987年，洛阳到北京的火车票是14元。安阳到北京9元。

起初，唐仕秉看见“傻孩子”都要抱过去喊儿子，袁知晓拉她：“我们儿子身上是有个红记的。”唐仕秉便要脱那孩子的衣服。当然是没那红记的，唐仕秉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哭。有人劝解她，也有人抹着眼泪说：“儿子是母亲心头的肉啊。”

家庭被儿子的失踪摧垮了。袁运河先后被调往缝纫机厂和食品添加剂厂，两个厂先后破产。许多年，家里是靠着唐仕秉每月29.5元固定不变的工资过活的。三个孩子均没有上完学，也没有找到工作。袁运河“砸锅卖铁”，继续寻找儿子。

 

 

【遣送安阳】

调出当年收容《值班日志》

 

2005年4月8日，袁运河给公安部写信，信转到北京市公安局。那时，由于“孙志刚事件”的影响，各地的收容站已经变成救助站。曾收容袁知晓的北京收容站的材料已归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处管理。

据洛阳市解放南路派出所开具的《证明》，2005年7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处工作人员至洛阳了解情况。7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处电话答复袁运河，据当时《电话答复情况记录》：“对袁运河要求查找其次子袁知晓的信访事项，监管处派专人到河南安阳的收遣站进行了调查，并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从调查情况看，1987年1月11日15时165次列车遣往安阳的被遣送人员登记表中有袁知晓的名字。说明当日袁知晓被遣往了安阳，同时安阳收遣站也有收容袁知晓的收容登记表，这说明安阳收遣站也接收了袁知晓；现在将以上调查结果以电话形式口头答复你，即现在人还没有找到。”

2006年8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处又给袁运河下达了一份《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编号001）：“袁知晓1987年1月4日被北京站地区分局收容，同年1月11日被安排乘163次列车遣送至河南安阳收遣站，该站当日值班人员张保详接受了包括袁知晓在内的23名被收容人员。”

北京方面调出了当时的《遣送表》，表上有23名人员，其中有袁知晓：“袁智晓（袁知晓身份证名字为袁智晓），17岁，遣送地点洛阳市，主要问题盲流，收来时间1月4日。”

北京方面还给袁运河调出了安阳收遣站当年的“值班日志”，上面显示：“1987年1月11日夜班，交班人张保详，接受23人，车163次。”

 

 

【失踪谜团】

当年收容值班人员已去世

 

原安阳收遣站即如今的安阳市救助站，面对北京方面出示的证据，这样答复袁运河：“袁知晓1987年被送来时，点名无人。北京的遣送表既没有安阳的盖章，也没有签名。北京也拿不出任何交接手续。没有交接手续，就证明安阳没有收到袁知晓这个人。”

安阳方面的意思是，北京方面遣送袁知晓到安阳，安阳收容登记表上有袁知晓的名字，但清点收容人员时没有袁知晓的人，安阳方面就没有在北京的遣送表上盖章和签字，所以就证明没有收到袁知晓这个人。

而北京方面又这样告诉袁运河：“如果当年安阳没有收到袁知晓，点名无人，就应该返回登记表，原封不动地返回去。安阳方面没返回登记表，就是收到人了。”

据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处就袁知晓事件的一份《情况说明》：“2005年7月6日我处派专人到安阳收容遣送站进行调查……1987年1月11日夜的《值班日志》中反映出，当日夜接收被收容遣送人员23人。而当日北京遣往安阳是22人。同时在安阳收容遣送站查到了北京站地区分局收容袁知晓的登记表原件。按照遣送工作程序只有收到被遣送人员后，该收遣站才能将收容人员登记表留下，否则，应将收容人员登记表退给北京送遣民警。同时发现在收容袁知晓的登记表上，被注上了‘送来时点名无人’的字样，但没有注明时间和注明人姓名，也没有盖公章……”

袁运河反复思考：“北京没有交接手续，安阳没有返回登记表。遣送表23人。收容时点名无人。北京只送了22个人。”他推测：“我儿子当时在北京已经被打死了。遣送人员和接受人员当时勾结着……”他又往前推测：“我儿子性格非常内向，你打他左脸一嘴巴，他把右脸伸过去，但打他第三下，他就跟你拼了…….”

“也许，当年安阳收遣站的值班人员张保详知道真相，但2010年1月至2月间，张保详死了。北京的遣送人员有一个也死了。还有一个遣送人员活着，北京方面不肯告诉我他的名字。”袁运河说。

对袁运河的上述猜测，北京公安局监所管理处办公室主任王春明不能接受，11月1日下午，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老袁的想法有点偏执。当年民警是正常遣送。错就错在当年安阳方面没及时处理此事，就算是北京确实没把袁知晓送到，安阳应该马上追北京，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安阳方面过了好几个月才通知袁运河，错过了找人的最佳时机。”那为什么不问问当年那位北京遣送人员呢，王春明说，“时间太久了，他们经常出差，哪里记得清20多年前的事儿呢。”

11月1日，成都商报记者多次致电安阳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唐文献和安阳市救助站站长吕明启，两人的办公室电话均无人接听。安阳市救助站即原安阳收遣站工作人员昨日回应：当年安阳收容遣送站根本没有接收到袁知晓这个人，当年安阳方面“点名无此人”，没有在北京的遣送表上签字也没有盖章，就证明安阳没有收到袁知晓。“这件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已经说不清了，当年安阳收容遣送站的值班人员张保祥已经病逝了。”

 

 

【申请赔偿】

北京方面希望多方协商，给予补偿

 

2006年3月23日，袁运河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履行法定职责，以书面形式告知袁知晓是否涉案及下落。北京市东城区法院3月26日受理并于5月29日公开审理此案，以“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驳回了袁运河的起诉。

2008年，袁运河又向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安阳市救助站，要求得到儿子失踪的知情权，还申请了国家赔偿。但法院没有受理此案，理由是“时间太长了，在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没有约束力”。后袁运河又找到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甚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都没有进展。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先后致电安阳市文峰区法院和安阳中院相关负责人，未果。

“老袁在安阳的信访一直不顺。”北京公安局监所管理处办公室主任王春明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对于老袁的遭遇我能理解又觉得棘手，现在几乎每天都在想着这事儿。北京一直在积极地与老袁所在的洛阳西工区街道办和信访部门办理此事，以期与安阳方面一起坐下来好好商量，给予老袁一定的补偿，毕竟他找了这么多年，生活也比较苦难。”

“再找他儿子，已经不现实了，这么多年了。”王春明说，“老袁没法获得国家赔偿，一是国家赔偿法不涉及95年之前的事儿，二是老袁儿子失踪也追究不到谁的责任。所以劝老袁面对现实，一是面对儿子失踪的现实，二是面对补偿的现实，别要求过高，降低标准。”

如今，袁运河依然在北京、郑州、安阳等地来回跑，他希望得到曾帮开封人打官司的赵作海和中国民告官网站站长蔺文财的帮助。蔺文财11月1日在河北，他的观点是，“北京和安阳必须有个地方给老袁立案。北京和安阳现在互相推诿，老袁就要把两地合起来告。你说遣送了，人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行政诉讼是根据现实法律的，什么时候判就什么时候申请国家赔偿。”

   

   【11月2日再追踪】

 

     经多方联系，11月2日晚，安阳市救助站（原安阳收遣站）站长吕明启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他说，24年前安阳收遣站根本没有收到袁知晓这个人，有当年袁知晓个人的《收容人员登记表》为证，上面写明了“送来时点名无人”，说明安阳没有收到袁知晓，所以“袁知晓的失踪，安阳方面没有责任”。

    对于“北京方面有意和安阳商量，给袁运河一定补偿”，吕明启回应，“既然安阳没有责任，就谈不上补偿。”吕明启说，在安阳发生类似的事已不止一例，“前两年有个叫张德志（音）的也是在80年代被收容，也是从北京被遣送安阳失踪，最终也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事情很相似，都过去20多年了，当年的收容值班人员都去世了，当年的收遣站以及现在的收容站几易领导，谁能说得清呢？”

    在两地互相推诿责任的同时，袁运河还在各地奔波，走行政诉讼之路。袁运河曾向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安阳市救助站，要求得到儿子失踪的知情权，还申请了国家赔偿。但法院没有受理此案。为何不受理呢？11月2日下午，安阳文峰区法院副院长高录山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个人很同情袁运河，但“他儿子失踪是在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所以法院不能受理”。

 

【记者手记】

 

2010年10月12日中午，开封，赵作海和蔺文财帮别人打完官司，回到宾馆。稍后，涌进很多记者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户，后者拿出大量的材料，扬在空中。秋日的暖阳斜射进窗，喧闹声中，满头白发的袁运河沉默着，左手扶桌，脸上保持一种克制的表情。他穿着老式白夹克，球鞋系着黑鞋带。有记者问他：“老先生，有什么事？坐吧。”他不坐，缓缓蹲在地上，从袋子里拿出一个U盘，插在电脑上，“我儿子失踪了。”

10月25日下午，郑州，天气急速降温。袁运河从洛阳赶至郑州，“我在等蔺文财回来”。他仍旧穿着那件白夹克，而那双球鞋的鞋带，有一条变成了红色。他打着哆嗦，刺骨的寒风掀起白发，露出宽大的额头。傍晚，几个人约他在一家茶馆见面，觉得他对郑州不熟悉，就说“你打车来吧，车费我们给”。他却坐着公交车来了，“我能找的到”。天色渐晚，寒风卷动着地上的枯枝败叶，有人问他在哪里住，他说在火车站招待所。一晚上多少钱？他用两根手指打个叉叉，“十元钱。”

袁运河给人的印象，穿戴干净，说话有条理，保持着老知识分子的儒雅。喝茶时，给他倒盅热茶，他坚持不喝。喝时，往往茶已冰凉。在被问及找儿子的往事时，他少见地把手扬起来，再扬起来，好像千言万语堵在一起，眼里突然涌上一层热泪。

他很少有过情绪激动，只有这么一次，他说：“连自己孩子都保护不了还算个人吗？我理智上还可以控制自己。哪一天我受不了了，放个卫星，让你们看看！”

那天要离开袁运河的时候，有人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腿一直疼得厉害，脸有一半也在肿。“哪天去医院看看吧。”有人劝他。他摆摆手：“不敢去医院查，害怕就跑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