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我送奶粉到灾区六个乡镇。那不是5月26日下午回来了么，我们就在安阳环保局的办公帐篷下写稿子了，稿子传了，（今天我才发现我的2G的U盘丢了，估计就是那天写完稿子仍在那个电脑上了），传了我们好几个人就去吃饭了。不是安县第一人民医院的曾医生曾主任么，她强烈邀请我们去她家吃饭，她当初在车上很激动地说我们这一趟很不容易，虽然她家现在也在外面住帐篷，但自己父亲也是河南人，想让老爷子见见。再三推辞不过，写完稿子我们就随着曾主任去了。她家的帐篷在县图书馆前的广场上，很快，将准备好的菜端上桌子，几盘炒肉。

实话讲，有点吃惊。但还是坐下来吃肉了。主要的事实是，这一家的人多人在官场，有局长，有副局长，有馆长，还有警察。有人开玩笑说，他家都将安县占齐了。难怪啊。我们得保证实事求是的作风，也就是说，灾区人民真正处于水深火热的，还是那些痛失家人、原本生活条件都不怎么好的大多数。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啊。

吃完饭，开始各分东西（方向）。我和摄影记者常亮要留下来。天渐渐黑下来，我坐在草地上，听别人在说话，我都有点听不见了。忽然，王梓和王秘书长匆匆赶来。“不行，我们马上就走！”王梓跳着说。原来，他二人去找安县民政局局长要救灾车辆证明（过收费站免费证明），局长劝他们赶快走，说刚刚开过会，堰塞湖马上要炸了！

唐家山堰塞湖。一旦炸开，将淹没绵阳城池。且不说完全淹没，里面的尸体也将导致疫情蔓延。谁都知道这和地震一样恐怖。那个时候，消息说堰塞湖每天涨一米多高，已达1.2亿立方米的蓄水量，每天以500万立方米激增。大坝估计快要撑不住了。这是身在绵阳的人最感焦虑的事情。我打电话给成都商報刘伟，他在绵阳驻守说下午出台三种方案，就是泄洪，也没有传言那么恐怖。

王梓还是坚持连夜走。而常亮坚持要留下来。我和常亮坐到绵阳下了车。那一刻真有点诀别的感觉，我拧着头不说话，背起背包，头也不回地往里走。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很多我不愿意再说什么。

本来常亮打算翌日要到九州体育馆去，却在绵阳城里听说凌晨二点有可能出现警报，而且很多人已经迁到山上（一旦决堤，大水不至于淹到），还有江油城已经迁空，还有举例说有几个迁空的村子村口有士兵把守，谁擅自进去就当场击毙，这都是不确定的小道消息，可当时气氛非常紧张，又没有人能够提供确切动向。当时就觉得生命危在旦夕，人心惶惶，虽然仍然不敢相信，但毕竟还是害怕的。经过再三抉择，我们准备连夜逃往成都。

坐了一个出租车，凌晨将近两点，我们到达成都。我的高中同桌刘红旗因为我的到来，睡意全无，到小区门口接我，非要请我吃饭喝酒压惊。我们仨就到了那是哪儿啊，坐下来我喝了一瓶啤酒，闲扯一番地震情况。红旗在成都呆了两年了，成都话学得已经很像了，他老婆怀孕5个月了。

接下来回到红旗住处，洗澡换衣，睡到翌日九点，红旗留下早餐就匆匆上班去了。我和常亮到四川省民政厅做了个小采访后不甘心，又坐车来到了都江堰。

常亮说都江堰是损失最严重的城市。如今的这个市，已经完全破碎，地震后的市区到处都是倒塌的楼房，遍地都是危房，灾后重建更加困难。不过都江堰设立了一个条件最高的救助点，里面很干净，设施也很全，明显的比乡下的救助点要好的多，连床都是钢丝床。温总理去过的中医院救灾现场已经推为平地，还有残留的废墟。路上还正好碰见一个危楼的爆破过程，轰得一声巨响之后，满天都是白乎乎的烟尘。更多的是那些搬家的人，路上到处都是。

都江堰的一位老哥说，地震那天看见公路都一个波一个波地晃动，房屋倒塌声不绝于耳。他说地震发生四个小时内没见到警车在路上。他还说自己每天的补助10元钱他没有得到过。地震后下大暴雨，他说很多七老八十的人在雨中淋了一整夜。他还拍着胸脯说，温总理，70岁的老人冒着余震的危险，第一时间赶来，温总理实在让人敬佩。

是这样的，到达灾区后和当地群众聊天，发现他们最担心的问题还是当地政府官员会不会贪污，救灾款会不会透明的问题。四川省新闻发布会现场，记者提问也着重关注这一点，但官员的回答并不具体。有些事在博客里不方便说，但愿全国好心人献出的爱心都能落到实处，对此，最好完全透明。后又见新闻报道说国家审计部门已派专人介入监督，想必会有很大的效果。

这天晚上我们住在成都一家宾馆，没想到墙上有一条长长的裂缝。那时整个成都谣言说将要发生7到8级的地震，挺吓人的。再一天我们来到西安，又从西安回到了郑州。值得一提的是，回来之后，报社领导请去前线的11名记者吃饭。这在我不长的从业印象中是从未有过的，几乎所有的老总都到场了，饮酒发表感言，气氛相当感人。最后我晕乎乎地走出酒店，在陇海路上往单位走，由于还在感动状态中，忽然被树枝拦脸挂到额头，留下一条细细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