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稿子是今天发的，发表题目是《淅川丢失儿童被改变的生活》，与之前那一篇几乎原封未动之外，这一篇体现在版面上编辑有不少改动。这几日活得泼烦，我先是1月3日到了淅川，1月4日写成两篇后回郑，1月7日再次到淅川，今天才回来。在那个烟尘飘荡的小山城里，几乎有人对我已经熟悉了，比如宾馆对面小商店的两个老人，比如那个长途车车主，比如那个网吧的老板。整日灰头土脸，昨夜吃了一碗焖面，再不回来，我与这个小山城也合二为一了。以下是原稿。）

核心提示：淅川，这个四面环山的小县城，因曾经连着丢失了8名儿童，人们的心紧紧向里收，看孩子的眼神显得有点紧张。案子破了之后，县城似乎重获平静，但留在孩子和家长心中沉重的阴影远未褪去。

走在这个灰尘飘舞的县城，路两旁很多人在打牌，一只手扔着扑克，一只手拽着年幼好动的孩子。曾失去孩子的家长陈建国、吕富金们，也不得不停下自己打工赚钱的步伐，一步步跟着儿子，生怕灾难再次从天而降。人们都在反复不停地教育着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要跟着陌生人走！”还一遍遍地作着测试，让别人扮装成陌生人来测验自己孩子的警惕性。

失踪儿回家常从噩梦中惊醒

2008年1月7日临近中午，大片大片的阳光在河南南阳淅川县城上空，一晃一晃。

丹阳路上，一溜小朋友也一晃一晃，挨着路沿紧走慢走。他们的队伍并不完整，有的十几个挨成一列，有的三五名搂成一行，每一小队或者小组中的其中一名懒懒地抱着一个白色木牌子，上面写着红色大字，比如“四一班”、“一二班”。

这个时间，小学生们放学回家。身后跟着家长，家长的表情显得有点严肃，紧锁着眉头，一只手不断制止着自己“娃子”身体过分地晃悠，有的甚至直接将写有班级名称的木牌子斜放在车篓里，一把将孩子扯上自行车横梁，斜眼扫了扫身边缓缓行走的出租车。

灰尘中，这辆出租车七弯八拐，框框当当经过上九路，转上金河大桥，明晃晃的河水之西，金水镇矗立河畔。车在乱乱的人缝里使劲一钻，险些蹭住一位骑车的女士，女士遂指了指手、怒目而视。她旁边横着一辆大摩托，钥匙被拔走了，车主一只脚瞪在桥墩上，咧着嘴吸烟，围着的一圈人呵呵笑个不停。金水镇政府旁边的一道街边晒着几条花花绿绿的被子，几个老人坐在被子前晒暖，听说郑州晚报记者要找吕向阳，他们都站起来簇在一起，手指向一个昏昏暗暗的胡同：“这是她外婆家。”

吕向阳今年五岁，他和两岁多的弟弟吕向雷曾在外婆家门口附近玩耍时失踪，被解救回家之后，再不敢见生人。“现在他们胆子特别小，像是受到精神恐吓一般。”吕向阳的父亲吕富金告诉郑州晚报记者，这两天两个小孩夜里常常做噩梦，梦里发癔症嗷嗷说“不要打我了，不淘气了”，惊醒之后就钻在被窝里哭泣。吕富金说，孩子变得不想说话、不敢说话，情绪低落，阴影刻在心上，吃饭也与原来不太一样了，面对五谷杂粮食欲不振，不敢去上学，当幼儿园中班老师家访时见到老师，大儿子吕向阳一直哭个不休。

阴影，留给家长的有很多

吕向阳兄弟俩在淅川县8名失踪儿童中，还是最晚被骗走的。家住上集镇的谢岭村范蠡公园对面的7岁儿童刘晓东，2007年11月3日失踪，被解救回家后这四天，他每夜都做噩梦，说梦话，惊醒，哭泣，令其父亲刘国军为之心碎。好在2008年1月7日这个星期一，他上学了。刘国军说，晓东上午上学前曾花很长时间整理自己的书包，下午又早早地到学校去，说起学校显得很兴奋。

刘国军夫妇都在县城的一个建筑队打工，儿子被解救回来之后，他们再不敢去远的地方，就在自己家附近，就是干着活儿，眼睛也不敢多离儿子的身影。儿子在自己身边玩耍，他们的心也揪在半空中。

吕向阳的母亲金玉条因两个儿子走失精神崩溃，现在儿子回家了，病痛还在折磨着她。她看上去非常憔悴，说话行为都较为迟缓无力，一谈到孩子的事，眼泪忍不住要落下来。“她现在记忆力严重减退，记事情记不太清楚，昨天发生的事今天问她，她都摇头，恍惚得很。”吕富金说，虽然自己家孩子最晚丢的，但似乎孩子家长他家受打击最大。

吕富金说的时候，阳光透过房屋之间的缝隙盘旋在吕向阳外婆家的走廊上，头发白了一半的外婆从二楼的一角露出头，颤颤巍巍地下水泥楼梯，袖子抹在脸上。她似乎很难再主动将孩子接到自己家来住了，孩子是在她家住时丢失的，袖子下是一双年老仍旧气愤的眼睛，余光洒在走廊边竖着的椽子上，对于外孙俩被拐的现实她至今仍不能接受，她关上铁大门，大门外的胡同、胡同外的街道显得过分地寂寞。

租住在城乡结合部阴暗的家

街道上其实熙熙攘攘，三轮车、摩托车、出租车甚至马车都在赶路，荡起浓烈的灰尘。沿路来到龙湾街道西湾村，路两旁也坐着晒太阳的老人，将布满皱纹的脸对着太阳，紧闭着眼，听见有人打听这一片走失儿童的问话，迅速平端着头将眼睁开，说：“往前那个胡同里，随便问谁都知道他家。”

一个织丝毯的小作坊旁边一个胡同，向里走过一个胡同口，一拐，一个破旧的铁门里，陈淅阳就住在这里。陈淅阳2003年8月出生，2007年11月25日被拐走，也是2008年1月3日被警方解救。1月3日下午，其父陈建国在他走失后见他第一面时，还紧紧地掐着头，他头疼得要命，孩子回来之后略有缓解，但每天还得吃药。

2008年1月7日下午1时许，陈建国刚吃过午饭，他又吃了几粒药丸，侧头看看在床上翻跟头的儿子陈淅阳，咧嘴一笑。他家是租住在这个铁门内的两间屋子，屋子很小，外屋做饭，里屋睡觉，屋内凌乱不堪，一张长木桌上摆着旧电视、输液瓶、塑料袋、漫画书、零散的玩具，木桌下是一张小饭桌，陈淅阳的母亲李焕英拿抹布用力一抹，个别饭粒还留在桌上。

“她眼睛近视一千度，几乎看不见。”陈建国坐在乱乱的床上掐着头说，他老家是野沟村的，来这里租房子是为了孩子上好的幼儿园，也在这个县城打工。李焕英就在胡同口织丝毯的小作坊给人家纺织，长期做工眼睛近视严重，再加上儿子的丢失哭得厉害，现在眼睛更不行了。说着，陈建国点上一支烟，手颤抖着，一抖他反而笑了起来，“淅阳被拐卖到一个条件稍好的家，那一家的人没怎么打过他，因为他乖吧，人家叫他喊啥他喊啥。现在他还经常给邻居说我那个爸、那个妈、那两个姐姐怎么怎么着”。这时，淅阳从床上爬起来紧紧搂住陈建国的脖子晃动，背上背着一个看起来已经乌黑的干瘪的书包。

“这是淅阳回家后第一天上学，上午放学回来他就不肯脱下书包，一直背在身上。”陈建国笑着说，淅阳回来后就爱吃肉。

回家后，孩子的口音都变了

陈建国笑的时候，李焕英在抹着眼泪。狭窄的屋内的光线太暗了，她走出屋子，扶着门框，一棵小树弯弯地长在院中，上面爬满了干枯的藤蔓。“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租住在别人家，月收入不到一千元，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李焕英说，一会儿她还得去纺织，丈夫头疼得厉害半年内不能再当瓦工了，她就是瞎了也得去干活儿。

相似的失子经历，相似的家庭。吕富金也租住在城郊结合部，贾建锋也是，都是在建筑工地上打工。贾建锋家在上集镇罗寨村，他租住房屋所在地更为狭窄，一辆摩托在胡同里拐弯拐进了下水道里。也是一个生锈的铁门，叫门初无人应，后走出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房东，对生人防备心很重，硬硬地要将陌生来客推出院外，得知是郑州晚报记者来访，她长叹一声，说贾建锋一家已经回石井村老家了，半年前贾少攀与贾阳鑫的失踪案也让她心力憔悴，从此对陌生人非常畏惧。

贾建锋在老家过得也胆战心惊，毕竟两个儿子已经失踪半年，这两天他一点一点地发现了儿子的变化，惊慌不已。“他们俩张口说话，口音都变了。比如将‘我们’说成‘俺们’。”贾建锋告诉郑州晚报记者，以前两个孩子很听话，但现在成天不吃饭，疯狂地向他要钱花、买零食，不给就耍赖、大哭，猛然之间孩子变了，他几乎难以承受。

2007年4月15日被拐走的大石桥乡毕家台村5岁的毕俊欣更令人心酸，由于在别人家时间过长，被解救时，他甚至不愿回自己的家。

淅川县城，平静、惊慌与反思

终于还是回家了，这些一度受伤的孩子们。

淅川街道上奔跑着治安巡逻车，当地警方丝毫不敢放松警惕。“犯罪嫌疑人都在看守所里受审，他们互相扯皮，因案件震动全国，他们怕极了。”当地警方一位官员向郑州晚报记者透露，现在还在深挖犯罪嫌疑人在其他地方做案的蛛丝马迹。

曾丢失孩子的家长对当地政府所作所为并不十分满意，吕富金他们都说，孩子解救回来之后政府方面没有人再来看过他们，“为了寻找孩子花了很多钱，家里借了一屁股债，马上该过年了，生活都成问题”，盼望着政府能给点经济上的救助。

更多人从淅川县连连丢失儿童案里反思着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孩子这么容易地被拐走？难道从此以后，这里的孩子，乃至所有与淅川有些相似的小县城里的孩子，都要拒绝所有陌生人，对外界抱着一种极度紧张的防备心理？

“儿童走失的问题其实并不奇怪，只是淅川县的这个案例更加明显。一方面是社会治安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家长存在一些麻痹大意的思想，还有整个县城文化的缺失造成孩子轻易被一些并不稀奇的万物引诱受骗。传统的守望相助已经渐渐远离我们，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文化熏陶应该像都市孩子一样从小就开始。”河南省省委党校人文社科研究专家郭晓莉向郑州晚报记者分许说，现在城乡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留守儿童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些孩子有的没人管，有的是过份溺爱而叛逆任性，偷偷跑出去的也有很多。

另外，这个案件能够如此迅速的破案，与当地警方的努力分不开。但是直到丢失了7个孩子，惊动了中央领导，案子才迅速破了，这中间就值得思考了。如果就丢了三四个孩子呢？

我们现在教育孩子要诚实，人与人要诚信，可是同时却要教育孩子时时刻刻如何去提防陌生人，这种矛盾该如何化解？郭晓莉自己也陷入了矛盾的思考，她说社会学家默顿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即“陌生人”理论，工业社会就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都是陌生人，无法向彼此坦诚心扉，这也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焦虑、抑郁等情绪产生的原因，因为人们的发泄渠道和途径越来越少。而人是社会性动物，渴望与人交往，希望有归属感，在这个都是陌生人的社会人该如何自处？

留给我们反思的问题也许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