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学》一书读后

田延峰

霍彦儒老师的《炎黄学》一书出版了，可喜可贺！霍老师长期积淀，学养深厚，专精炎黄研究，书是“陕西社科精品文库”之一，书前又有学术名家作序，我个人本来不敢置喙妄评。适逢宝鸡市社科联、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召开《炎黄学》研讨会，要求与会者谈谈体会，这当然是一种鞭策，故而不揣浅陋，略谈几点浅见。当然，对一本书要进行评论，首先需要一个恰当的角度。《炎黄学》的相关内容对目前的几个学术热点做出了回应，也给我们留下了讨论的余地。我主要就结合目前的几个学术热点谈谈《炎黄学》一书的意义。

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炎黄学》

黄帝被尊称为“人文初祖”，在古史传说中有诸多的发明创造，和中国文明的起源直接相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近些年特别引人注目，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炎黄学》具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是对中国文明起源年代问题的回应。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以国家的产生为标准的。按照这一标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5100年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在距今55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密切交流，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也就是说，最早的中国国家出现在5100年前左右的时间，中华文明肇端于此，再推到5500年前，中华文明开始萌芽。对于这一问题，《炎黄学》一书基本认同（P211页）。《炎黄学》所提出的炎黄时代是距今7000——5000年前后（P42页）。这样认识的一个好处，就是将中国文明的发展视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真正的国家产生之前，中国文明经过了长期的酝酿，而这种酝酿是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进步状态与优秀成果为标志的，这也是《炎黄学》一书第七章《炎黄时代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上）》与第八章《炎黄时代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下）》的主要内容。

其次是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与边缘问题的回应。中国文明中原中心论历史悠久，根深蒂固。但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一些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却偏离了中原中心，而主要发现于边缘地区，如红山文化、石家河、良渚文化、石茆遗址以及最近的南佐遗址等等，秦岭北麓的中原地区发现相对沉寂，文化内涵不够丰富。《炎黄学》一书当然是坚持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的，炎黄二族起源的“姜水”“姬水”是渭河流域的支流（（P16页）），然后从这个地区向外迁徙（P181页），开枝散叶，广泛地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影响更为广泛。这样说来，炎黄子孙历史一脉，千古一系，其它地区的文明发展都是源于炎黄部族的。这个观点不同于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而近似于“重瓣花朵”说，即中国文明的起源既有核心又是多元。当然，如果有一些前沿科技成果支持就更加有力了。中国古史传说资料相对比较完备一些，而考古资料则存在碎片化，没有发现的不一定就不存在，从这一方面说，中国古史传说资料有它特别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炎黄学》一书坚持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的基础。

第三就是对中国古史传说资料与考古资料的结合的回应。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将考古资料和古史传说的文献资料结合起来是一个难点，从方法上说属于二重证据法。中国古史传说资料肯定有它历史真实的质素，和考古资料结合则需要找到确切的、没有疑义的结合点。目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古学者，几乎不使用或极少使用中国古史的传说资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炎黄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凡是有关问题，都是先列举有关炎黄的古史传说文献资料，然后列举相关的考古资料，努力将两者结合起来使用，力图探索出可以用于实际运用的方式方法，这种探索精神值得学习。

二、早期国家形态研究中的《炎黄学》

在目前早期国家形态研究中，较多使用的“四级聚落等级的国家论”和“酋邦社会”。“四级聚落等级的国家论”主要基于考古资料的基础之上，研究复杂社会发展中决策等级的增多等根本的变化，当一个地区的聚落在村社（四级）之上又出现三、二、一级聚落，则表明这个地区社会复杂化，决策复杂化，以最大的一级聚落为标志可以视为国家。至于划分和衡量聚落等级的标准或方法，采用的是第二大聚落（即二级）应是最大中心聚落规模的二分之一，第三大聚落（即三级）应是最大中心聚落规模的三分之一，以此类推。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R.Service）在他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奠定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阶段的社会进化论，其中酋邦成为探究国家为何及如何形成的关键。它突破了摩尔根所主张的氏族制社会中的氏族都是平等的，提出存在于原始社会的酋邦，是一种从平等的部落社会走向国家社会的一个不平等社会类型，建立了由部落到国家之间的发展链环。酋邦世袭不平等产生的关键，在于个人的临时权力如何变成去个人化的永久权力，并加以制度化。用社会学的话语来说，就是如何解释“世袭不平等的起源”。从酋邦向国家演进的标志是官僚制政府的出现。“四级聚落等级的国家论”和“酋邦社会”结合起来，“四级聚落”被划分为村社、简单酋邦、复杂酋邦、国家。“四级聚落等级的国家论”的困难在于聚落分布的地区范围、聚落数量、面积、等级划分等。“酋邦社会”是以民族志资料为基础的，是否具有普遍性，也让人心怀疑虑。

中国早期的国家形态肯定和秦汉以后有较大差异。西周时期，族是社会的基础，封建制度、宗法制度是国家的核心，体现为家国一体。秦汉时期，基层社会是严格控制的乡里，地方行政组织是郡县，顶层是世系的皇帝，总体是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从西周社会上推，宗族自然是国家形态的重要内容。虽然这种逆推的方法称不上非常科学，但在古史研究中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炎黄学》是以族的分化和迁徙为重要内容的，系统研究了炎黄和炎黄族的起源（（P16页））、炎黄二帝的族姓与图腾（P95页）、炎黄二帝的父族和母族（P111页）、妻妃族与子女族（P116页）、裔孙裔族（P129页）、炎帝与炎帝族的迁徙（P181页）、黄帝与黄帝族的迁徙（P198页），非常细致，也非常详实。

在早期的中国国家形态研究中，宗族和宗族的分化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关于古代姓氏制度的原则，以《左传》《国语》的几段记载为依据。《国语·周语下》记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太子晋语，云：“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间之，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故高朗令终，显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 《左传》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众仲的话：“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从这些古史资料来看，中国早期的国家形态和宗族密切相关，宗族首领因为有重大的贡献而得到拥护，成为最早的政治权威，这其中蕴含着中国人独有的国家形态论、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最早的宗族国家因为满足了宗族成员生存、安全、归属等等的需要而得到认同，这也是国家起源的重要伦理意义。

《炎黄学》以宗族和宗族的分化把握早期国家形态是很精到的观点。先秦人名有姓、氏，有名、字，有的有爵，死后还有谥。这种制度至秦以后已经改变。商代甲骨、金文中罕见女姓，不能推论当时无女姓之制，商、周的氏虽然可能存在不同，但存在的姓不会大大超出文献所载姓的范围（李学勤：《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3期）。再往上追溯，就到了史前时期了，和史前早期的国家形态之间并没有大的缺环。

三、作为专门学科研究中的《炎黄学》

《炎黄学》在《导言》中追溯了“炎黄学”概念的提出过程，阐述了“炎黄学”学科的界定和特点、开展“炎黄学”研究的思路、内容与方法等等，这些都具有发轫开拓之功。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在教学中具有稳定的内容和领域，是可以单独开设的科目。从这个角度来说，“炎黄学”学科的概念是没有问题的。还可以补充的是，炎黄学史应该是主要内容之一。每一个时代有关炎帝、黄帝的传说都是在特定时代形成的，都反映这个时代的社会、思想、观念、风俗、价值等等的内容。疑古学派的观点绝大部分学者都不赞同，有学者主张建立古书编年学，认为没有什么书是伪书，重要的是梳理古书的形成过程，确定古书内容的时代，用其中的内容研究相关时代的历史与文化。这是炎黄学史可以成立的依据。

《炎黄学》的作者著述本书时，并没有想着去追逐热点，反而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决心，书成之后，在很多方面反而都体现了自己的学术价值和特色，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重要作用。

以上是我读了《炎黄学》后的一点粗浅感想，如有不到之处，还请见谅。

霍老师年高德劭，壮心不已，笔耕不辍，成果频出，正是“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以此与大家共勉！

                                           202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