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巨擘周汝昌先生，近有治红新作《红楼十二层》。说新也是约略而言，其实这本书早在去年初即已付梓出版，小可孤陋寡闻，至今日方才拜读而已。诚如周老所言：“旧文重理，新作偶添，裒然成帙，亦自可存。”虽说旧稿新篇杂陈，读来依然有诸多体味，竟比昔日不同。而能跳开繁琐之考据，绝弃爱恨情怨之妄谈，以证红楼之机，流布我中华文化，由是而令我钦佩不已。

不过，拙读者还是有些许疑虑，无忌于见笑而书之于此，以张稚声。其一便是“若兰射圃”及“狱神庙”文字迷失之事。众所周知，曹雪芹真本流传于今者，止有八十回书。后四十回乃高鹗所续。研究家多有诟病高续篡乱雪芹原旨，故不遗余力探求曹书之后脉。目前最重要的线索，就是“脂批”提供的一鳞半爪，其中多次提到“惜卫若兰射圃文字迷失无稿”及“红玉茜雪探访狱神庙”，一般学者都以为这是后文极要紧的章节，故脂砚畸笏万般感叹。周先生的解释是，“狱神庙回及有关情节，是被重罪之家的子弟为官府处治而因他人救助得免于难的事。射圃回及有关情节，是同案相关、另一被重罪之家的女口，为官府发落而因他人救助得免于难的事。这还不算，两人竟然又再会重圆，结为连理，这本身不是别的，就是对当时封建统治欺压迫害的一种反抗。这关系实在太大了。所以曹雪芹写是写了，脂砚等亲人批阅，再四踌蹰，认为性命攸关，到底不敢公之于世，只好把这两部分成稿抽出去了。所以连当时明义等人，看过全书结尾，却也未能知道还有这两大重要事故。”周老此说，究不过是推测，若因着什么“性命攸关，到底不敢公之于世。”则抄家籍没的文字，岂不也是对统治者的指摘和控诉？这更是不得了的。而所据明义《绿烟琐窗集》载二十首七绝题咏《红楼梦》，并不能说明明义读或未读这些文字，或是因何原因而未能读过。红学家们基本都同意的一个事实是，曹雪芹撰此小说，不断写，便不断被友人借阅甚至传抄，从明义的二十首诗来看，虽有大的前后脉络，但并非依次而来，可见他当时读到的是怎样的一个“成稿”，二百多年后的我们，殊难猜测。周老偏要把畸笏的批语解作“正是无可奈何，忍痛难禁，欲诉不可”的设词，是否也有点敏感过度呢？在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出来之前，我倒更倾向于这些文字是在友人传阅中迷失的说法。况且畸笏叟慨叹“迷失无稿”时已是丁亥夏，彼时雪芹已仙逝四至五年，望乞补写已不能，故而“叹叹”。

其二是关于高兰墅伪续，周先生怕是对之最深恶痛绝的一个了。早年读《红楼梦新证》，周老给出了一个几乎很完整清晰的故事，云乾隆在某皇子家发现《石头记》一书，大为震怒。后授意和砷以阴谋，着御用文人程伟元、高鹗曲意篡改，毁灭后文而新著，遂使雪芹之书面目全非。这听起来多少有些离奇，周老虽也有不少考证，却没有一条可以确凿此事，所以依然只是推测。其实乾隆以皇帝之尊，不喜《红楼梦》这样的小说，想要封杀也非难事，何苦要大费周章做如此行事？如今看来，倒是颇具创意之举。但那时这样一部传抄之作，能掀起什么恶浪，或真就教坏什么人？致使一国之君如此费心思去对待，不能不使人生疑。清王朝横遭禁毁之书不在少数，而如此之“毁”法，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况且《石头记》起初只是在小众范围内流传，若到得宫里，怕也是已阅者不少了。乾隆既能毁了后卷几十回，我想彼时别个什么人手上想必也不乏抄本留存，又如何能灭得干干净净？所以这依然是一桩头绪不清的公案，亟待新证据出现，以佐周先生之论，或澄清其本来面目。不过，此事存疑之外，周老对于现在通行的百二十回本之批评，我倒是十分赞同。根据众多红学家的研究及红楼梦爱好者的辨析，高鹗续书确实大违雪芹之旨。就其立意与故事，与前八十回书相悖者甚多；就其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上考量，高鹗续作更不能与曹雪芹同日而语。尔今依然联袂示以看官，确乎不妥。应断其而单行付印，权作为续书之一种，以事读者研者阅需即可。

再者就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考证。周老坚持认为乃“癸未除夕”，理由是雪芹好友敦敏《懋斋诗抄》中《小诗代简寄雪芹》云：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托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其末尾署纪年为癸未。由此而说明癸未年（1764）敦敏还与雪芹有联系，则脂批“壬午（1763）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应属于干支误记。周先生并举出清代名人误记干支差了一年的实例。真是这样吗？有其他研究者解释说，敦敏于癸未年三月写诗信邀请雪芹来访时，或不知雪芹已逝，亦可有之。而另一个需要说明的事实是，中国过去施行的干支纪年法，实与今天的西历纪年错后约一月。譬如这里的壬午除夕是公元1763年，紧接着的癸未三月同样是1763年，相差仅两个月多些。因此，假定脂砚与敦敏的纪年都正确，则完全有雪芹已去世两个多月而敦敏不知晓的可能性。周老何以仅凭敦敏一首诗的纪年，就推翻脂批所笔而认定是脂砚斋误记了干支呢？其实不论“壬午”说，还是“癸未”说，依据的都属孤证，这依然是一个颇为难人的问题，只怪曹雪芹留给后人的个人资料太少了，遂有如此争执。好在周老于今较年轻时的刚烈固执已豁达圆融了许多，在《曹雪芹即“曹頫” 吗？》一文中，便如此行文，“我们知道雪芹逝世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1764）（一说壬午，一说甲申，相差也或先或后之一年而已）。”这正是极好的态度，足见大家风范。

周汝昌先生治学一生，而于红学的研究，古今中外，可谓是第一人。其学术之丰，涉猎之广，尤其是从诗化、文化的境界来解析红楼，并传播中华文化之精髓，泱泱大焉，烁烁耀焉。是为《红楼梦》之幸，喜爱此书的读者之幸，中华传统文化之幸。诗曰：

红楼旧事践大荒，伏脉机巧费思量；

漫言绛袖啼痕重，惟见碧纱抱恨长。

惆然玉断今无续，憎甚苴补昔有殇；

幸得情痴来解梦，幽冥曹子慨而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