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悦读（150）：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文 / 刘钊

 

【导读】 读汪曾祺的散文，如同在聆听一位长者讲故事，不紧不慢，轻轻松松……

 

    我们这代年轻人，读的第一篇汪曾祺的文章应是中学语文课本上的《端午的鸭蛋》，文中所记的汪曾祺家乡江苏高邮的端午风俗令我印象极深，“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的高邮咸鸭蛋更使我心向往之。那种干净、简练的文风，深具韵味的语言，为我第一次所见，读来轻松欢快，喜欢得不得了。

 

    之后，陆续读了汪曾祺的许多文章。最近，北京新华先锋出版了汪曾祺作品《今天应该快活》，精选了汪老最具代表性的60篇散文佳作，读后颇有感慨。

 

    马一浮写过两句诗：“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汪曾祺的“铁粉”、著名编剧史航曾用它来形容汪曾祺，我亦觉得最贴切不过。

 

    汪曾祺是个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然而“纵化大浪中，不喜亦不惧”，在大风大浪中识得了乾坤之大，又俯身低首去追寻美食、美景，这样的老头儿实在可爱！（以“老头儿”唤之未有不敬之意，在汪家，儿女子孙皆如此称呼，他乐而应之。他的三个子女曾合著一部怀念他的著作，名字便叫“老头儿汪曾祺”。足可见其开明与豁达。）

 

    《今天应该快活》，甫见书名，便被深深吸引，其源于汪曾祺的一句话“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诚然，人生本已有许多艰难，又何苦一一拆穿，在有限的时间里寻点儿乐子不好吗？乐在今天，当下快活！

 

    汪曾祺的创作主题颇多，目之所及，情之所至，笔之所触，遂成好文章。这本集子是我读过的汪曾祺文集中收录的文章类别比较全面的一本，含有“美食、玩乐、花草、游记、故乡、故人、戏曲”七大篇章，囊括了各个创作时期的60篇经典之作。

 

    美食。即便不饿，读汪曾祺谈美食的文章也不由得口齿生津。我向来以为，能用文字将吃食展现得活色生香，仿佛透过文字可以闻到香气，连纸张的气味都变得美好，这真是一项了不起的功夫。汪曾祺因此被称为“满口噙香中国味儿的作家”，也获得了除作家、剧作家、书画家之外的另一个身份——美食家。汪老的笔下没有鱼翅、龙虾、燕窝等“高大上”的精馔珍馐，尽是些萝卜、豆腐、蘑菇等家常吃食。普普通通的食材，经他的文字一摆布，简直成了一场盛宴。

 

    玩乐。汪曾祺笔下有许多小游戏，你会不由感叹，他懂的真多呀！他知道如何熬鹰、逮獾子，知道毽子有几种踢法，能够区别不同鸟的叫声，善于书法和画画，画国画，《今天应该快活》就附赠了两张汪老的书法和国画书签，其功力不逊于任何一位大师。他欣赏杨恽《报孙会宗书》的一句“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说得何等潇洒，汪老也是这样的人。

 

    花草。汪曾祺写花鸟鱼虫的文章是一绝。将此类文章集在一起，足可编成一部“草木词典”。带在身边，闲暇之时翻一翻，便好似随身带了一座花园。桂花、腊梅、海棠，姹紫嫣红，蝈蝈、蜻蜓、刀螂，活灵活现，一片生机盎然。我常常想，他是拥有一双怎样善于发现生活之美的眼睛，平常于我们再普通不过的花花草草，在他笔下散发出别样的味道，“犹怜草木青”是也。

 

    游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汪曾祺正如是。从天山之巅的茫茫白雪，到彩云之南的万紫千红；从西安兵马俑，到眉山三苏祠；从“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洞庭湖，到“芳草碧连天”的万里长城，都有他的足迹和文字。

 

    故乡。汪曾祺的故乡江苏高邮始终是其难以忘怀的情愫。高邮是水乡，汪曾祺从小在水边长大，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他的性格，也影响了他作品的风格，他的作品里总是有水。高邮盛产鸭蛋，但他不愿别人总说家乡的鸭蛋，“好像我们那里就只出鸭蛋似的！”故乡的牌坊、草巷口、老宅子，他都记得真切，读这些文章，也不禁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高邮，一千年前出了个秦少游，一千年后出了个汪曾祺，皆以文章名扬天下。

 

    故人。最喜欢汪曾祺怀念他的老师沈从文的一篇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通篇哀而不伤，把对沈从文的感情娓娓道来，如和煦春风拂面，令人十分动容。最后一句“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读罢已湿了眼眶。此外，《老舍先生》《金岳霖先生》等均篇篇动人。

 

    戏曲。汪曾祺曾在北京京剧院工作，创作了《沙家浜》《杜鹃山》等知名剧目。汪曾祺谈戏的文章只专门出过合集，还未在任何一部散文集里收录过。他对戏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读一点这类文章，亦颇有趣味，可以了解到汪曾祺的另一面。

 

    读汪曾祺的散文，如同在聆听一位长者讲故事，不紧不慢，轻轻松松。我爱极了他的一首诗：“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他真正做到了“人间送小温”，他用他的文字往人间送来多少温暖啊。汪老有知，当会欣慰，他的名字和文字，长久地留在了我们心中。

 

【内容简介】

 

    汪曾祺先生作品语言风格淡雅质朴、清新脱俗，读之满口噙香，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经久不衰，时至今日，仍拥有大量拥趸，读者遍布各个阶层。汪老真可谓“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本书选取汪老极具代表性、在微博、微信豆瓣转载和评价、与现代人生活有相契之处、能给人以启示的文章，包括美食、闲情、草木、山水、怀乡、故人、戏曲等，共分此七大章节：至味满人间、闲逸偶然记、草木多情生、行吟在路上、乡梦未曾休、故人知我意、戏中有真趣。

 

    展现汪老的浪漫情怀、日常生活的雅趣与情致，及淡泊率真的人生态度，唤起我们美好生活的愿景，坦然面对纷纷扰扰，在坚硬的世界里，修得一颗从容的、有情的、柔软的心。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祝福每一位用心生活的人，都能拥有快乐而不凡的人生！

 

【作者简介】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文清新雅致，别具一格，读之满口噙香。代表作有《受戒》《大淖记事》等。

 

【媒体评论】

 

    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沈从文

 

    北京作协有两个人写文章写的好，一个是汪曾祺。

                                                         ——老舍

 

    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贾平凹

 

    他带给文坛温暖、快乐和不凡的趣味。

                                                         ——铁凝

 

    明末小品式的文字，阅读时开窗就能闻见江南的荷香。

                                                                                                                ——冯唐

 

    汪曾祺对物象和人情的那一点兴趣，其实是很清朝笔记范儿的。但又不是袁枚那路拿出来应酬的，就是兴趣，“哎你看这个多好玩”。两宋笔记和初唐诗，初都不为了扬名，而为了自我满足和小范围酬唱。这种“我自己开心就好”的劲儿，就是汪曾祺的劲儿。

                                                                                                             ——张佳玮

 

 

【作品选读】 

1、听遛鸟人谈戏

 

汪曾祺

 

    近年我每天早晨绕着玉渊潭遛一圈。遛完了，常找一个地方坐下听人聊天。这可以增长知识，了解生活。还有些人不聊天。钓鱼的、练气功的，都不说话。游泳的闹闹嚷嚷，听不见他们嚷什么。读外语的学生，读日语的、英语的、俄语的，都不说话，专心致志把莎士比亚和屠格涅夫印进他们的大脑皮层里去。

    比较爱聊天的是那些遛鸟的。他们聊的多是关于鸟的事，但常常联系到戏。遛鸟与听戏，性质上本相接近。他们之中不少是既爱养鸟，也爱听戏，或曾经也爱听戏的。遛鸟的起得早，遛鸟的地方常常也是演员喊嗓子的地方，故他们往往有当演员的朋友，知道不少梨园掌故。有的自己就能唱两口。有一个遛鸟的，大家都叫他“老包”，他其实不姓包，因为他把鸟笼一挂，自己就唱开了：“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就这一句。唱完了，自己听着不好，摇摇头，接茬再唱：“包龙图打坐……”

    因为常听他们聊，我多少知道一点关于鸟的常识。知道画眉的眉子齐不齐，身材胖瘦，头大头小，是不是“原毛”，有“口”没有，能叫什么玩意儿：伏天、喜鹊——大喜鹊、山喜鹊、苇咋子、猫、家雀打架、鸡下蛋……知道画眉的行市，哪只鸟值多少“张”——

“张”，是一张拾元的钞票。他们的行话不说几十块钱，而说多少张。有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头，原先本是勤行，他的一只画眉，人称鸟王。有人问他出不出手，要多少钱，他说：“二百。”遛鸟的都说：“值！”

    我有些奇怪了，忍不住问：

    “一只鸟值多少钱，是不是公认的？你们都瞧得出来？”

    几个人同时叫起来：“那是！老头的值二百，那只生鸟值七块。梅兰芳唱戏卖两块四，戏校的学生现在卖三毛。老包，倒找我两块钱！那能错了？”“全北京一共有多少画眉？能统计出来么？”

    “横是不少！”

    “‘文化大革命’那阵没有了吧？”

    “那会儿谁还养鸟哇！不过，这玩意禁不了。就跟那京剧里的老戏似的,‘四人帮’压着不让唱，压得住吗？一开了禁，你瞧，呼啦，呼啦——全出来了。不管是谁，禁不了老戏，也就禁不了养鸟。我把话说在这儿：多会儿有画眉，多会儿他就得唱老戏！报上说京剧有什么危机，瞎掰的事！”

    这位对画眉和京剧的前途都非常乐观。

    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银行职员说：“养画眉的历史大概和京剧的历史差不多长，有四大徽班那会儿就有画眉。”

    他这个考证可不大对。画眉的历史可要比京剧长得多，宋徽宗就画过画眉。

    “养鸟有什么好处呢？”我问。

    “嗐，遛人！”七十八岁的老厨师说，“没有个鸟，有时早上一醒，觉得还困，就懒得起了；有个鸟，多困也得起！”

    “这是个乐儿！”一个还不到五十岁的扁平脸、双眼皮很深、络腮胡子的工人——他穿着厂里的工作服，说。

    “是个乐儿！钓鱼的、游泳的，都是个乐儿！”说话的是退休银行职员。

    “一个画眉，不就是叫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

    一个戴白边眼镜的穿着没有领子的酱色衬衫的中等个子老头儿，他老给他的四只画眉洗澡——把鸟笼放在浅水里让画眉抖擞毛羽，说：

    “叫跟叫不一样！跟唱戏一样，有的嗓子宽，有的窄，有的有膛音，有的干冲！不但要声音，还得要‘样’，得有‘做派’，有神气。您瞧我这只画眉，叫得多好！像谁？”

像谁？

    “像马连良！”

    像马连良？！我细瞧一下，还真有点像！它周身干净利索，挺拔精神，叫的时候略偏一点身子，还微微摇动脑袋。

    “潇洒！”

    我只得承认：潇洒！

    不过我立刻不免替京剧演员感到一点悲哀，原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对一个演员的品鉴，就跟对一只画眉一样。

    “一只画眉，能叫多少年？”

    勤行老师傅说：“十来年没问题！”

    老包说：“也就是七八年。就跟唱京剧一样：李万春现在也只能看一招一式，高盛麟也不似当年了。”

    他说起有一年听《四郎探母》，甭说四郎、公主，佘太君是李多奎，那嗓子，冲！他慨叹说：“那样的好角儿，现在没有了！现在的京剧没有人看——看的人少，那是啊，没有那么多好角儿了嘛！你再有杨小楼，再有梅兰芳，再有金少山，试试！照样满！两块四？四块八也有人看！——我就看！卖了画眉也看！”

    他说出了京剧不景气的原因：老成凋谢，后继无人。这与一部分戏曲理论家的意见不谋而合。

    戴白边眼镜的中等老头儿不以为然：

    “不行！王师傅的鸟值二百（哦，原来老人姓王），可是你叫个外行来听听：听不出好来！就是梅兰芳、杨小楼再活回来，你叫那边那几个念洋话的学生来听听，他也听不出好来。不懂！现而今这年轻人不懂的事太多。他们不懂京剧，那戏园子的座儿就能好了哇？”

    好几个人附和：“那是！那是！”

    他们以为京剧的危机是不懂京剧的学生造成的。如果现在的学生都像老舍所写的赵子曰，或者都像老包，像这些懂京剧的遛鸟的人，京剧就得救了。这跟一些戏剧理论家的意见也很相似。

    然而京剧的老观众，比如这些遛鸟的人，都已经老了，他们大部分已经退休。他们跟我闲聊中最常问的一句话是：“退了没有？”那么，京剧的新观众在哪里呢？

    哦，在那里：就是那些念屠格涅夫、念莎士比亚的学生。

    也没准儿将来改造京剧的也是他们。

    谁知道呢！

 

2、岁朝清供

 

汪曾祺

 

    “岁朝清供”是中国画家爱画的画题。明清以后画这个题目的尤其多。任伯年就画过不少幅。画里画的、实际生活里供的，无非是这几样：天竹果、蜡梅花、水仙。有时为了填补空白，画里加两个香橼。“橼”谐音圆，取其吉利。水仙、蜡梅、天竹，是取其颜色鲜丽。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　　

    我家旧园有蜡梅四株，主干粗如汤碗，近春节时，繁花满树。这几棵蜡梅磬口檀心，本来是名贵的，但是我们那里重白心而轻檀心，称白心者为“冰心”，而给檀心的起一个不好听的名字：“狗心”。我觉得狗心蜡梅也很好看。初一一早，我就爬上树去，选择一大枝——要枝子好看、花蕾多的，拗折下来——蜡梅枝脆，极易折，插在大胆瓶里。这枝蜡梅高可三尺，很壮观。天竹我们家也有一棵，在园西墙角。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长不大，细弱伶仃，结果也少。我不忍心多折，只是剪两三穗，插进胆瓶，为蜡梅增色而已。

    我走过很多地方，像我们家那样粗壮的蜡梅还没有见过。

    在安徽黟县参观古民居，几乎家家都有两三丛天竹。有一家有一棵天竹，结了那么多果子，简直是岂有此理！而且颜色是正红——一般天竹果都偏一点紫。我驻足看了半天，已经走出门了，又回去看了一会。大概黟县土壤气候特宜天竹。

    在杭州茶叶博物馆，看见一个山坡上种了一大片天竹。我去时不是结果的时候，不能断定果子是什么颜色的，但看梗干枝叶都作深紫色，料想果子也是偏紫的。

    任伯年画天竹，果极繁密。齐白石画天竹，果较疏，粒大，而色近朱红，叶亦不作羽状。或云此别是一种，湖南人谓之草天竹，未知是否。

    养水仙得会“刻”，否则叶子长得很高，花弱而小，甚至花未放蕾即枯瘪。但是画水仙都还是画完整的球茎，极少画刻过的，即福建画家郑乃珧也不画刻过的水仙。刻过的水仙花美，而形态不入画。

    北京人家春节供蜡梅、天竹者少，因不易得。富贵人家常在大厅里摆两盆梅花（北京谓之“干枝梅”，很不好听），在泥盆外加开光丰彩或景泰蓝套盆，很俗气。

    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

    广州春节有花市，四时鲜花皆有。曾见刘旦宅画“广州春节花市所见”，画的是一个少妇的背影，背兜里背着一个娃娃，右手抱一大束各种颜色的花，左手拈花一朵，微微回头逗弄娃娃，少妇着白上衣，银灰色长裤，身材很苗条。穿浅黄色拖鞋。轻轻两笔，勾出小巧的脚跟。很美。这幅画最动人之处，正在脚跟两笔。

    这样鲜艳的繁花，很难说是“清供”了。

    曾见一幅旧画：一间茅屋，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内插梅花一枝，正要放到案上，题目：“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这才真是“岁朝清供”！

 

3、昆明的雨

 

汪曾祺

　　

    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了这样几行字：

    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

    我想念昆明的雨。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

    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须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作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圆那样大，滴溜儿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能做菜时配色用，没甚味道。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作“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炽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

    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作“把儿兰”（这个名字真不好听）。云南把这种花叫作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把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就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做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我想念昆明的雨。

 

 【附】

汪曾祺小传

 

壹

 

    1920年，正月十五，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汪曾祺出生在一个诗书礼仪之家。

    追溯到曾祖汪恒曾是前朝的贡生，祖父汪嘉勋因为文章出色曾中过前朝拔贡，而父亲也是读书人。

    祖父汪嘉勋甚是喜欢这个孩子，怕汪曾祺活不长久，替他认了好几个干妈，在当地的和尚庙，道士观里都记了名，也因此得了个很可爱的法号叫“海鳌”。

    1923年，年仅3岁的汪曾祺便失去了母亲。

    生母杨氏肺病加重，汪曾祺跟着父亲四处寻医，但仍然没有挽回母亲的性命。

    失去母亲，无论是与谁而言都是莫大的悲伤，尤其是对于刚刚三岁的孩子而言，更是残忍。

    回忆起这段往事，先生没有叙述求医路上的旅途劳顿对于一个孩子的辛苦，也没有叙述父亲的过早离世对于自己的负面影响，只是用淡淡的口吻写到：

    “另外我还记得父亲雇一只船陪着她去淮城去就医，我是随船去的。还记得小船中途停泊时，父亲在船头钓鱼，我记得船舱里挂了好多大头菜。我一直记得大头菜的气味。”

    先生没有忘记母亲，就像一直铭记在心里的大头菜的气味。

    汪曾祺先生笔下的童年是非常美好的，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父亲：

    他会画画、会刻图章、会摆弄各种乐器......他会养蟋蟀、养金铃子、养花种草，他会带着孩子放风筝。

    父亲也总是把汪曾祺当朋友一样看待：

    他会配合着儿子汪曾祺唱京戏，喝酒时给儿子也倒上一杯，抽烟时也给他分上一支，而且总是先给他点火，汪曾祺在十七岁初恋时写情书，父亲还会在一边出谋划策。

    并且在生母去世之后，父亲会带着他睡觉，他因此会半夜醒来一直笑。

    1925年，父亲汪菊生娶了任氏为妻。

    汪曾祺很同情继母。他会因为任氏的嫁妆少，怀疑继母出门前在家不受钟爱，也会因为冬天归宁省亲是只穿灰鼠的皮袄，怕她冷，可怜他的继母，爱她。

  

贰

 

    1939年，因为仰慕沈从文（时任西南联大国文系副教授），汪曾祺报考了西南联大中文系并顺利地被录取。

    彼时的中国，大部分领土沦陷，国情危在旦夕。

    西南联大虽然在云南昆明，但也免不了遭受着战争的威胁，遭受着炮火的攻击。

    正所谓偌大的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读书的书桌。

    汪曾祺所在的西南联大也是如此，要时刻防备着敌人的空袭，准备“跑警报”。

    但先生笔下没有纷乱，没有紧张，没有血肉横飞，甚至没有一丝丝的紧张和惶恐，有的只是悠闲、自在和淡然：

    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待他等的女同学来了——

    “嗨！”

    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

    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

    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

    女同学乐于有人伺侯，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

    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

    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

    当然，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

    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

    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

    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论语》中曾记载：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汪曾祺笔下的西南联大的师生，才华横溢，在战乱的年代里，极具个性，有点固执，有点迂腐，有点天真，有点浪漫，率性而为，有着自古文人的风骨与气度。

    是战争，当然会有硝烟弥漫，会有人仰马翻，会有人死离别会有惊慌失措。

    但汪曾祺留在心中的是斜阳古道上唱着呈贡调子的马锅头，是马锅头鞋帮上的绣花，是“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的“丁丁糖”，是“个大皮薄仁饱”的松子，是有着古风的碑文，是“松树上面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

    这种“不在乎”的精神恰恰是中国文化传承多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内涵。

无论情势多么紧急，汪曾祺的内心像极了无数的仁人志士，都是平静而从容、强大而美好的，是侵略者不可战胜的。

 

叄

 

    1944年，刚刚毕业的汪曾祺，本想着像自己的老师一样，凭借着手中一支笔，在文坛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但求职屡屡受挫。

    向家里连写了多封求助信，但也都“烛照清莹，如月如壁了”，而那些和睦善良的熟人和朋友也都以爱莫能助拒绝了他。

    此时的他住在了一间不到五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屋子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可谓家徒四壁。

    汪曾祺白天在桌上写文章，晚上裹一床旧棉絮，连铺带盖地蜷缩在三屉桌上。

    还要时不时忍受饥饿带来的痛苦。

    但在回忆中，汪曾祺的昆明这段日子却变得有滋有味：

    东月楼的锅贴乌鱼，东月楼的酱鸡腿，映时春的油淋鸡、雪花蛋；

    清清纯纯的汽锅鸡，恰到好处的过桥米线，小西门马家牛肉馆，护国路白汤羊肉，奎光阁面点，玉溪街蒸菜；

    以及各式各色的点心和小吃：火腿月饼，破酥包子，玉米粑粑，洋芋粑粑，摩登粑粑；

    昆明有特色的水果也是如数家珍，宝珠梨、宜良石榴，火炭梅，糖炒栗子......

    每一样，汪曾祺都写的头头是道，仿佛昆明是一位老饕的寻味之旅，泡着茶，尝百味，谈人生，全然没有潦倒困顿的模样。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身处昆明的汪曾祺，因为恩师闻一多先生被刺杀，被迫离开，周转多地，在镇江和正在避难的家人相见。

    因为谋求工作的缘故，父亲汪菊生带他拜见了当时红极一时的小姑爹崔锡麟。

    结果这位国民党的高官当面斥责了汪曾祺，说大家子弟不应该跟在朱自清、闻一多后面搞什么政治，而应当继承祖业、兴旺家业。

    汪曾祺愤懑不平，之后再也没有登门。

    而后，滞留上海多日，寻找工作无果。

    一时间，毕业之后的郁闷之情笼罩着汪曾祺，一度想到了自杀。

    彼时，恩师沈从文把汪曾祺从死亡的深渊拉了出来，他在信中用严厉的语气告诫汪曾祺：“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这几乎成了汪曾祺之后一生的信念。

 

肆

 

    1957年，全国性的整风运动（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汪曾祺。

    在单位领导的再三劝说和命令下，汪曾祺写了一篇《惶惑》谨慎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做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白云。”

    但就这样一份谨小慎微的报告还是给汪曾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58年夏天，汪曾祺正常上班，因为系统内“右派”指标不够，汪曾祺“补课”成为右派。

    斗争来势汹汹，大字报贴满了单位过道，理由是那篇《惶惑》借提意见为由借机攻击党和领导。

    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汪曾祺被划入了“右派”，批判会一开再开。

    “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

    日后回想起来，汪曾祺还是会忍不住哭出声来。

    当天下午他曾想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我的事情自己负责，与党无关”。

    “后来又有一点后怕，我认为这样的做法还是和党抗拒。”

    汪曾祺之所以后怕不是没有理由，且不说被划成右派会遭受到的精神上的迫害，还可能会遭受无法预料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

    若干年后，他曾模模糊糊提到自己参加土改下乡的一件事情——

    村里一个地主在工作组进村后害怕斗争自杀了。

    “那方式很特别，使用一根扎腿的腿带，拴在竹床的栏杆上，勒住脖子，躺着，死了。”

    汪曾祺对这件事毫无经验，工作组的另一个曾经组织过游击队的和尚却“十分老练”地左右开弓打了地主两个大嘴巴，说：

    “埋了”。

 

伍

 

    1958年，在下放之前，汪曾祺先在十三陵从事劳动强度巨大的修水库工作；

    之后又在西山八大处为出口大葱装箱；

    而后有趣了西山刨坑种树；

    后来便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从事起猪圈、刨冻粪的脏活重活。

    老汪干活不藏奸，跟群众关系好。

    而且，他还是个文艺骨干，能写能画还会唱。

    总之，“人性不错”。

    下放一年多，所领导就宣布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

    考虑到才下放一年，时间太短，就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主要任务是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老汪自己说：

    这段生涯自由而愉快，没有领导，不用开会，每天自我管理，开花的时候画花，结实的时候画实，每天到田里掐一把花来对着描画，“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画完马铃薯，薯块就再无用处，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这份差事相当不坏了——想想那是什么年份啊？1961年。

    正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现实农场的生活绝没有他可以和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那般快乐，个中甘苦，怕是只有自己知晓，随遇而安也只是当时最好的选择而已。

    其实当时的社会生态从以农场生活为背景的《黄油烙饼》就可见一斑——

    里面的儿童萧胜，在奶奶死后被父亲接到张家口之外的马铃薯研究站，虽然挨饿，总还有马铃薯和红高粱饼子吃。

    终于有一天，萧胜吃上了奶奶生前舍不得吃的黄油烙饼，儿童一下子醒悟了：奶奶是饿死的。

    1966年，文革刚开始，汪曾祺便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

    作为北京京剧院里的“黑爪牙”“小邓拓”，连同马连良、赵燕侠、袁世海等大师级的“反动权威”、“戏霸”一起，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

    之后关押进了“牛棚”，进行劳动改造，交代自己“老右派”的问题。

    因缘巧合，被江青赏识，因为样板戏《沙家浜》的出色改编，成为了江青的“御用文人”。

    一般人看来汪曾祺是难得的幸运者，毕竟相较于大多数的文人，他依然可以创作，依然可以快意的活着。

    但就像老汪说：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这又不是可以和他人诉说的清楚的，也不是他人可以明白的。

    1978年，因为“十年文革时期”受到江青的重用，汪曾祺成为了得“说清楚”对象，被中央成立的专案组重点审查，被迫写了十七万字的检查材料，遭受着社会各界的非议和压力，这无疑对老汪而言又是一场残酷的批判。

    1979年，汪曾祺终获平反。有人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汪老回答：随遇而安。

 

陆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伤痕文学、朦胧诗派流行正盛。

    汪曾祺《受戒》一文清新脱俗，一鸣惊人。

    自此一个恬淡脱俗的汪曾祺形象伴随着他笔下静谧美好的江南水乡，清新淡然的日常生活，像糖衣炮弹一样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先生晚年的文章避重就轻，期间不可谓不蕴藏着大智慧。

    恰似新中国一样，历经百年的动荡和波折，慢慢走上平稳。

    这个国家在过去的时间里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也或多多少地积攒了些许的戾气，已经经不起更多的往伤口撒盐的事情，这个国家应该向前看。

    而先生实现了用一只笔，跨过困难，走过艰险，于创伤中发现美，温暖着曾受伤的心 灵。

    真可谓“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先生出生民国时期，一生经历过各种动乱，幼年丧母，读书之时又逢国家动乱，毕业后也一度求职碰壁，想到过自杀，建国之后，又被错划入右派，遭受多次批斗。

    于先生而言，他不可能不懂时代的残酷，但却用温暖的笔法描述着自己的记忆：

    家境殷实，自小衣食无忧，父母疼爱，长大后也算的上一番风顺，品美食，走四方，好不惬意。毕竟环境不可以选择，但快乐向上的心境确是自己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