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城池的坚守与沦陷

——读戴中明长篇小说《沉浮》

唐应淦

戴中明的长篇小说《沉浮》，是这样一部礼赞人格尊严，关注人性嬗变的作品。

故事以19世纪40年代为背景，以主人公蒲生为主线，讲述了他与几位女性的爱恨情仇与命运沉浮。在这幅水乡小城的市井风俗画中，成功刻画出一组上至官长、富豪下至伙计、流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流变，着重找寻其在命运沉浮中的精神起伏、人性变化、人格尊严的完好与缺失，找寻其生命和情感的着落之根。

蒲生是一位有着复杂人格的男性。因为同行冤家的算计，他从富家子弟跌落为打工的伙计，父亲也含冤离世，所以心中总是埋着一颗复仇的种子。即便他那么仰慕米行的大小姐秀苇，但只要机会合适，还是会狠狠地报复米行的老板。这是一种血性，也是一种狭隘。另外，在骨子里，吃亏和赔本的买卖，他是不会做的，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算个好人还是坏人。但更多的情况下，他还是本着善良的天性，给人以相助。只是，一般情形下，予人玫瑰，手有余香，但在那特殊的年代，他落下的常常是满手荆刺：救助水儿，差点送了命；救助秀菱，被同事误解；救助朋友，被朋友出卖……难怪蒲生很纠结：“他做不了恶狗，是因为他还有人性……做人难，做狗也难，做恶狗难，做有人性的善良之狗更难。”可怕的际遇让他进退两难。难道真的如电视剧《破冰行动》主题曲中所唱的那样，“失望靠希望原谅，无常的命运才是正常”？

其实，如果丢掉人性，做狗是很容易的，甚至恶狗。阿才为了保命，最后不就做狗了么？而周洪发和高白平两人，则是恶狗的反面典型。周洪发贪色成性，姨太太娶了一个又一个，欲壑永远填不满。对女人，任意折磨，随意摧残，杀人不眨眼。为寻求政治靠山更是不择手段，甚至主动自带绿帽，将自己的妻妾拱手相送。在时局动荡的关键时刻，又借政治上的投机取巧，变换旗帜以苟且偷生，可谓是十恶不赦。高白平，倚仗父亲的权势，欺凌百姓时肆意妄为，玩弄女性时伪善而狰狞。这两个角色，毫无人格人性可言，已彻底沦落为衣冠禽兽。作品用精致唯美的文字与扣人心弦的情节，在激起读者愤慨情绪的同时，又让读者为弱势群体的命运扼腕不已。这两份情绪在读者的心中不断碰撞、交织，达到了与作品同频共振的艺术效果。

在这部长篇里，作者对几位女性的刻画特别细腻感人。严梅，是周洪发始乱终弃的姨太太之一，只是“她感觉人应凭着一腔正气而存活于乱世，失却了这种正气，人或成为杀人的歹人，或成为被宰的羔羊”。她选择了前者，以嫉恶如仇的独行侠姿态，让黑恶势力心惊胆寒。秀苇，拥有一颗纯洁执著的心，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认定的事就决不放弃，刚烈无比：“我宁可去死，也绝不让你们玷污。”她和严梅一样，坚守底线，毅然赴死。水儿对于爱的坚守最为绵长，为避免给蒲生带来麻烦，常将相思藏在心底，实在斩不断对蒲生的牵挂，有时又表露在行动上，以致看到小说的结尾时，我都更愿意相信，“宋爹告诉他，水儿已远嫁外地了”是一个善意的谎言。至于那位被窘迫生活和失败情感逼得卖身养家的阿凤，在蒲生的改造下，终于人性回归，“从娼妓变成了堂堂正正的工人”。尼采说过：“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是的，你怎么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应该就会怎么对待你。本来，这个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你所看到的就是你自己的样子。你对这个世界善良，那么你收获的就是春天与花朵；你对这个世界刻薄，那么你的行走也将举步维艰。可这样的因果循环和美好期待，在那战火纷飞的乱世，只能是痴人说梦。

总体上来看，小说中的人性区划基本上是两大类别——富贵人或匪阀之流，人性的城池丧失殆尽；穷苦者或革命人士，人性的光芒熠熠生辉。哪怕是毫不起眼的次要人物，都有着这样的本能呈现。财顺是蒲生的养父，在他的生命哲学中，“安分守己，不惹是生非该是人生遵循的第一准则”。但是，面对受难者，他还是一次次出手相助。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莫非好人坏人都应了这句古语？老奶奶虽然在大难临头之际，只知道求神拜佛，但从未做过任何昧着良心的事。良知，仁爱，追求自由，见利思义，帮助弱者……所有这些，正是华夏儿女代代固守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文化始终倡导的处世理念，还是我们作者和读者内心中一直褒扬的正面能量。因此，像《沉浮》这样的作品，在提倡文明共享与文化自信的今天，就更值得我们去关注、赏读、品味与肯定了。

（载2019年8月5日《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