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健灵

“梅家军”选集编好了，我在短信里对梅老师说：“我要写一篇和你有关的文章。”

他回我道：“很多年前，我听见有人敲隔壁的房门，开了门，看见外面站着一个美丽。故事就开始了。很多年了！”

是的，很多年了。而以这样的形式开头的师生故事，并不是很多。

20多年前，我刚刚工作，在一本家庭教育杂志当记者。冬日的某一天，我去拜访一位上海师大的心理学教授。上海师大教工宿舍的院子紧挨校园，一律简洁素朴的青灰色楼房，我走进的那个门洞与别个不同，它的外墙爬满在寒风中落尽了叶片的藤蔓。

我按照约定时间到达那里，可是，敲门，没有人应。那时，没有手机，无从知道教授发生了什么临时状况。无奈之下，抱着一丝侥幸，我敲了教授隔壁的门。

那扇门开了，门后，站着一个头发微卷的中年男子。他的脸没有什么表情，声音却很和善，那声音里有着一般男声少有的圆润。我结结巴巴地说了自己的疑惑，想确认刚才敲的那扇门里的确住着我要找的教授，我还问眼前的男子，是否知道那位教授去了哪里。他当然没有给出理想的答案，但是，他的和颜悦色没有让我感到一丝尴尬和局促。后来，他关上了门。

时隔太久，那天是否最终等到了要找的心理学教授，我已淡忘，却清晰记得那个回答我问题的中年男子，他的耐心对于当时有些失望狼狈的我是小小的安慰。我还恍然觉得，我是认得这个中年男子的。我知道，他是梅子涵。

隔了一些年，当我成为梅老师的研究生后，我们才彼此“相认”。他也清楚记得曾经为一个陌生的女孩开过门，并且确认，那个女孩就是成为他学生的我。只是我们俩的记忆有一个细节上的偏差。我记得的是自己敲了他的门，而他记得的是，他听见隔壁的敲门声，主动开了门。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此戏剧化的开端，在我心里是一个隐喻。在我写作的路上，梅老师就是那样一种形象——引领我，一路敲门，敲开通往文学圣殿的门。

我先前说，第一次见到梅老师，感觉是认识他的，这并不是错觉。因为在那之前，读《少年文艺》长大的我早已熟知他，也约莫知道他的长相。他写短篇小说《双人茶座》《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我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位行文很特别的作家，至于特别在哪里，我说不好。再后来，当我也成为了《少年文艺》的作者，更是从编辑老师那里经常听说“梅子涵”的名字。1990年我高中毕业时，对我有知遇之恩的编辑、作家朱效文先生曾经为我从梅老师那里打听过与高考相关的问题。而这件事，我想梅老师一定是没有印象的。没想到时隔几年，我会因“敲门”而遇见心中早已熟知和仰慕的作家。因为生性腼腆，加之当时的特殊情境，我自然没有勇气“认出”他来。而这些话，我也是至今没有对梅老师说过的。

我与梅老师真正地“认得”，又过了一段日子。1995年秋，《少年文艺》邀我参加在雁荡山举行的金秋笔会。去雁荡山要坐船，从十六铺码头出发，船行一夜方能抵达。那次笔会，来了全国各地的作家，大多数是第一次见，里面就包括梅老师。儿童文学界的笔会总是和融、欢快而又浪漫，很多人在星夜的船舷上唱歌，一支接一支地唱，眼看着远方的星星隐入海面，又从海面上升起来……我是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在众人面前，时常因为害羞和拘谨而沉默，直到笔会接近尾声，我和梅老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有一回，偶然同路回到宾馆，在门口分手时，梅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他要主编一套长篇小说，想请我加入。

我诚惶诚恐。之前，我一直写诗歌和散文，零星发表过几个幼稚的短篇小说。写长篇？简直是遥不可及的事！我讷讷着。梅老师又说，你能写的。他并不多话，神情里却给了我肯定。梅老师平时多半表情严肃，给人不可亲近的假象，但所有的熟人都知道他是个“冷面滑稽”，时常将人逗得乐不可支。在幽默和生趣之外，他其实还有为人师长的和蔼与体恤，以及叫人感动的护犊之情。他那时候的神情便是这样的，叫惶惶不安的我安下心来，仿佛真的觉得自己是“能写的”了。

之后，我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创作情感的喷发，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玻璃鸟》。在周末的时候，我去办公室写作，用钢笔写在300格的绿色水印稿纸上。那是我人生中最顺畅的一次写作，几乎不用冥思苦想，万千话语从笔端自然流泻。我想着梅老师说的，写你想写的。他没有给我任何约束和教条，任由我去写，仿佛，他是完全信任了我，没有一丝犹疑。我不晓得他哪里来的信任。一个初次尝试长篇小说写作的人，很可能一路开无轨电车，写豁了边。他是不是应该提出先审一下我的提纲呢？又或者，先看看我草拟的开头？但他都没有。我则想着，千万不能辜负了他的信任。这是我和他之间看不见的默契。

小说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之后的审稿、出版，顺利得出乎意料。加入这套书写作的，都是年龄略长于我的写作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后来的写作里成就斐然。而这套以“花季小说”命名、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书系，几乎成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儿童文学界的标志性事件，它很可能是中国第一套成规模的成长小说书系。梅老师去北京召开这套书系的新书发布和研讨会，回来后，神采飞扬地鼓励我说：某著名评论家赞扬《玻璃鸟》“就文学语言的精洁劲爽、朗润清新和自然显现的形象捕捉力而言最获我心”（大意）。这样的转达让我受宠若惊，也多少给了我一点点信心——我大概也是能写小说的吧。

也正是从《玻璃鸟》开始，我由原先的诗歌和散文创作转向小说创作了。至于后来成了梅老师门下弟子，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缘分。

我大学本科学的不是中文，虽曾自学过中文系课程，也终日在图书馆补习阅读课，但和科班出身的中文系学生来说，总有一段差距。也是因为一位同时熟悉梅老师与我的朋友的建议，我萌生了报考梅老师研究生的念头。那位朋友当着梅老师的面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报考梅老师的研究生呢？”我问梅老师：“可以吗？”梅老师回答：“当然可以。”

1998年年初，我参加了全国研究生统考，报考在职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很幸运，1998年9月，我正式成为了“梅家军”一员。

回想起来，这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呢？它一定不能等同于一张文凭，也不局限于从梅老师理性诗意的课堂上所得的教诲。这三年，对我来说，意味着整理、重装和重新出发。梅老师的课堂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感染力的故事叙述者，他用一种诗情与美好的笼罩，湿润你或懵懂或木然的心，他是可以让贫瘠的心灵土地萌出嫩芽儿的。而你依凭的是自己的力量，是自己自然而然的醒悟。没有人催促你，提醒你，而你就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深深沉浸，慢慢长出有自己样子的枝叶来。他把世界上最优秀的儿童文学拱手相送，教你体悟什么是“儿童文学的大感觉”——我后来意识到，“感觉”对于儿童文学写作者太重要了，与其说它是习得的，不如说它是天生的，它是融入生命的天赋。我原是一株枝叶纷乱的树，这三年，树上的枝叶仍在生长，但它们被理顺了，逐渐长得有模有样了。我也看清了真正的文学是什么样子的，我按照最好的文学的样子来重整自己，尽我的努力，希望能一点一点地接近。我有了新的起点，也有了新的目标。还是像以前那样，我一边念研究生，一边工作，一边写作。我发表的作品，梅老师每一篇都看到。

之前，我曾经写过几个关于少女性心理和青春期萌动的中篇小说，采用的是一种谨慎的、适可而止的姿态。但在有了那些叙述之后，却有了一种骨鲠在喉的感觉。在少儿文学领域里，似乎存在着种种的“不可以”和“不恰当”。这样那样的“禁区”让写作者不自觉地畏首畏尾、避重就轻。我向梅老师说出自己的疑惑：当面对一个特定的读者群，当叙述面向的意识在头脑里过分清晰的时候，它们便化作了一条捆缚你的无形绳索，甚至可能放弃一些完全可以写的好题材。“可是，我真的很想写。”我说。他依然一副波澜不惊的平静表情：“写吧，把焦距瞄准少女青春期的成长和苦痛，写一个细致的大东西。”

他说“大东西”，他鼓励我写这样一个题材的长篇小说？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决定了，是他帮助我下了决心，做了决定。当一个人疑惑不前的时候，常常需要另一个信赖的人帮助他说出心里的声音。梅老师时常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999年初夏，我开始写《纸人》，2000年初完稿。我在这部长篇里，酣畅淋漓地写出了“很想写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却是过去的原创儿童文学里很少出现的。

小说出版不久，2000年冬天，由梅老师主持，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一起在上海师大举行了《纸人》研讨会。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作品研讨会，也是我后来所参加过的研讨会里比较纯粹、专业、清醒的一次。评论家和我的师兄妹们不吝褒扬的同时，也发出了最真实严谨的声音，他们善意客观地分析评点。相比赞扬，我更喜欢那样的声音。《纸人》是我的作品里影响最广泛持久的一部，如今俨然成了我的代表作。这是先前没有想到的。我只是想，倘若没有梅老师那时的点拨和鼓励，我很可能在种种“不可”面前裹足不前，也就没有现在这个样子的《纸人》了。

……

关于老梅和我，还可以写上很多故事。注意，我开始称呼“老梅”了。因为和老梅相处时间越长，越发觉得他是特别容易亲近、特别好玩的。我们以“老梅”称呼他，就像称呼亲近的兄长。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老梅的头发白了，可他孩童一样的笑容一点没有老，他骨子里的温情诗意一点没有老。他有时候也需要安慰。彼此安慰。

老梅是很愿意看着他的学生走在他喜欢的路上的。我知道他喜欢的路什么样，那也正是我想走的路。他曾引领我敲开通往那条路的门，而我，会沿着这条路，好好地走下去，不改初心。

                                    2015年2月2日-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