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遗址位于浙东沿海，余姚市东首，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 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中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浙江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

  河姆渡遗址堆积层厚度约4米左右，自上而下共分8个层次并相互叠压。除表土层和冲积层外，从第一至第四层都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第一期文化遗存是河姆渡四期文化遗存中保存情况最好的一期。无论是建筑遗迹或者是石、骨（角）、木、陶器，特别是骨（角）木器的大量发现，为其他任何一期所无法比拟的。可以想象，古代先民选择了这块面临沼泽、背靠四明山的地方作为自己的聚落点，在这里建起了抬高居住面的架干栏式长条形房屋，过着定居生活，从事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兼及采集和渔猎。他们在这里居住了几百年，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居住区内除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木构建筑遗迹外，还发现在很多灰坑中埋藏着许多野果核和动物骨骼，同时还发现了饲养家畜的圈栏。

在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最为丰富。从一行行排列有序的桩木来看，考古学家推测当时的建筑形式为埋桩架板、抬高地面的干栏式长屋。前后两次发掘，共出土木构件总数在数千件以上，主要有长圆木、桩木和木板等。在这第一次发掘时，发了13行排列有序的桩木，根据桩木的不同走向分析，这里原来可能有3栋以上的建筑。其中有面宽23米、进深7米、带1.3米宽前廊的长屋，而第二次发掘时发现的4排桩木与该长屋可能连接起来，这样，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长屋可达百米面宽，估计屋内分间，若以20米为间隔，这座长屋至少拥有50间房屋。据打入地下的成排桩木分析，这是当时的建筑基础，它高出地面80——100厘米，说明居住面是悬空的。出土的厚木板为地板，地板与桩木之间有木梁为支架。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苇席残片，可能是和用于屋顶或是铺在地板上的垫席。出土的数十种带榫卯的建筑构件，反映了榫卯技术有当时已普遍应用。除房屋建筑遗迹外，还发现了小木柱围成的4个圆形栅栏圈，可能是畜圈。此外，还发现灰坑5个，作圆形或椭圆形，坑内放有麻栎果和菱角等植物果实，有的存放陶豆等器物。

考古学家们在第一期地层及房屋内外、灰坑等遗迹中，发现了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其他遗物，这些遗物为我们研究距今7000——6500年前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当时，用于农业和日常生产活动的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骨凿、骨哨、角锄、木器柄、木铲、木杵等，用于狩猎、渔业的工具有骨镞，骨鱼镖、石球，而用于纺织、缝纫的工具有陶纺轮、石纺轮、木卷布棍、木织刀、骨机刀、分经棒、骨针、管状针、骨锥等，这些工具的发现，充分说明了河姆渡入已具有相当熟练的运用生产工具的能力。

出土的石器普遍较小，磨制不精，尚留有打凿和琢制痕迹，刃部精磨，通体磨光者甚少，多采用硬度较高、韧性较强的燧石制作。

骨器是保存最丰富的一类生产工具，比较突出的有骨镞、骨凿、骨锥、骨针、骨哨、骨管状针等，尤以骨哨和骨管状针最具特色。大批骨器的发现，反映了河姆渡时期的农业生产已进入农耕阶段，已有了比较发达的水田农业。

木质工具有木铲、木斧柄、木锛柄、木矛、木桨、木杵、木机刀、木卷布棍、木经轴、木纺轮、圆木棒、木匕等。如此之多的木质工具的发现，在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它证明了在距今7000年前后，木质工具已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考古学家们对出土的大量动物遗骨进行鉴定，发现了包括鸟类、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动物数十种，其中有家养的猪、狗和水牛骨骼，这说明河姆渡人已学会了饲养家畜。

在河姆渡第二期文化层中，发现了13座墓葬和11个灰坑，还有陶灶和陶豆，最引人注目的是木胎漆碗，这些都是新出现的器种。建筑遗迹破坏较甚，很难了解其全貌，但发现不少有价值的木质垫板，发现时都在木柱下端，应是后世柱础之雏形。

第二期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不少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制作方法比第一期有明显的进步，表现在器形较前规整，有明显的转折轮廓线，打制和修琢的痕迹明显减少，磨制技术得到普遍的应用，但器形较简单，主要有斧、锛和凿等。

在木器生活用具中，出现了新创造的品种——漆碗，由整块硬木料剜挖而成。全器作椭圆形，外壁加工成瓜棱形，器表施一层薄薄的朱红色涂料，微有光泽。

第三期文化遗存是河姆渡遗址地堆积层中最薄的一层，发现的遗迹、遗物较少，但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一期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口水井，它由200余根桩木、长圆木等组成，分内外两部分。外围是一圈圆形栅栏桩残段，直径约6米，推测是当时井亭的支护结构。内圈有一圆形浅坑，深不足1米，在坑底中央有一方坑（井），边长约2米，壁四周密布排桩或半圆桩，并加水平方框支护。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水井实例之一。水井的发明只有在定居生活开始才成为可能，它证明了河姆渡时期的人已开始讲究饮水卫生。

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遗址里，发现了一大批具有相当发达文化标志、建筑水平很高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方形木构水井遗迹、水田农业种植的籼稻和粳稻遗存、原始纺织机构件、植物维编织物、木胎漆器、象牙雕刻制品等为代表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实物资料和具有较高水平的原始艺术瑰宝。除此之外，还发现了60多种动物遗骸和多种植物果实。所有这一切，以生动而丰富的实物资料证明，灿烂而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由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古代先民共同创造的，黄河、长江同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摇篮。长江下游的宁绍地区先民，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沃土上，它以自己独立的发展演变过程，创造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河姆渡文化圈。

地理环境

河姆渡南面的四明山，北面姚江平原中部的慈南山地和东面南北走向的乌石山、羊角尖山、云山等低山丘陵三组山系构成硕大的工字，这种地貌尤如今天围海造田工程上抛筑的丁坝和顺坝，具有很大的促淤成陆功能。距今1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时，四明山北麓成为一片浅海，从长江口顺潮而下的泥砂搬运到这里后，受工字形地貌的阻挡而沉积下来，使河姆渡一带的淤积快于其两翼，当海退开始后，河姆渡一带自然最先出露成陆。

  7000年前河姆渡的气候比现温暖湿热，平均气温比现高3－4℃，年降雨量比现多500毫米左右，与广东、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相似。在地理方面最大的差别就是遗址南面还没有姚江阻隔，只有芝岭溪水在遗址的西南流过。遗址的东面是一片平原，西面、北面濒临河姆渡——丈亭——二六市大湖，河姆渡处于湖泊沼泽、平原、草地、丘陵、山冈多种地貌的复杂环境，所以这里的动植物资源特别丰富，非常有利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当河姆渡成陆时，“工字形”地貌两翼，即余姚城区以西、宁波市西郊以东地区尚处于浅海之中，海水涨落有规律地推动湖水升、降，为河姆渡人的稻田创造了自灌条件，使河姆渡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稻谷。因此河姆渡人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更多劳力去建造庞大的干阑式建筑，有时间去发展纺织、漆木器生产。

考古发现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河姆渡人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夹砂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红灰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主要器形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

河姆渡文化的消失

（1）环境说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结束，大沽塘古海岸线形成（今329国道南侧），并在海潮作用下不断淤高。这样四明山北麓的雨水北排渐渐困难直至堵塞，河姆渡高地的优势逐渐丧失。姚江平原西部的曹娥江口北伸后，排泄流程增加，导致部分洪水东泄，加重了姚江腹地的内涝，河姆渡终于成为水涝灾害频发地区，当遭遇风、暴、潮结合的天文大潮时，河姆渡难免遭受没顶之灾，从而形成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我们可以从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主要器物数量对比上发现环境恶化严重地影响氏族的生存。距今5000年前，全球范围又一次发生严重的水涝灾害，这就是古籍《尚书·尧典》记载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西方的《圣经》上也有诺亚方舟拯救人类的类似传说。从考古上，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之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淤泥层，北面最厚处达2.5米。这次特大洪水最后浸蚀了河姆渡——大隐之间的平地，姚江改道东流，河姆渡出露，海水上溯，从四明山下来的河姆渡人不得不退出这个地区，向南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