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照着讲”到“接着讲”，是冯先生在其《三松堂自序》中回顾自己的治学历程，将诠释中国古典的态度明确区分的两种路径。这二者的不同，依冯先生的话：前者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问题是如何说的；后者的重点是要说明自己对某一问题是怎么想的。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至于“对着讲”，是刘先生创办《人文与社会译丛》后提出的，照他的意思，在当今学术全球化时代，提出“对着讲”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接着讲”，因为它同样注重对于传统精神价值的保守，同样注重对于人类过往经验的激活。在这里，我将“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用于高校课堂教学，我以为：这确乎是三种不同的讲课路数、三种不同境界的讲课方式，同时，这三者是可以融会贯通，打成一气的。

　　“照着讲”是站讲台授课最基本的方式。请注意，不要误解，“照着讲”并非是那种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式的“照本宣科”，而是在熟悉、吃透教材基础上的平铺直说。这是站讲台的基本功，尤其是初出茅庐的教师，千万不可轻视。“照着讲”亦有高低层次，是否把握得住，能否从容不迫，个中三味是十分讲究的。然而”照着讲”终究不是课堂教学的高层次，我们古人尚且有“经师”、“人师”之辨，如《资治通鉴•后汉纪》载：“经师易遇，人师难遭”。胡三省注释道：“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韩愈所谓师者，除授业、解惑外，尚须传道。用今天的话说，除了教书，更注重育人。可见课堂教学如同做学问，应该超越“照着讲”从而实现“接着讲”。

　　“接着讲”是高校课堂教学的较高层次。它不仅要求对本学科以及相关学科了如指掌，还要求对于科研和学术前沿阵地有所把握，更重要的是，它注重对于原创性的发挥和弘扬，按传统的“三不朽”标准，其中涵有“立言”的意味。要达到这种境界，须具备诸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时段的砺练与不懈的努力。——教师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如北大钱理群先生给自己的定位：别人称他为“老教授”，他自称为“老学生”。潜心学问有所思方能有自己的一些心得或想法，方能“接着讲”、讲出自己一点原创性——当然这是指真心诚意和下自成蹊的原创性，而不是以各种障眼法伪装出来的“标新立异”。不过话说回来，人文学科中那种仅限于某一脉络内部的“接着讲”，在显出相当开放和灵活的同时，毕竟也还有其狭隘和独断的一面。因为无论打算接续着何种精神传统来开讲，这样的主讲人都已先入为主地设定了，所有的真理都已穷尽于此一传统的基本取向，而后人与时俱进的诠释工作，哪怕再充满灵感和再富有创意，也不过是把真理从以往的隐性推演到应时的显性罢了。刘东先生正是从这一角度提出了“对着讲”，他指的是译著翻译工作中的一种态度。而我将“对着讲”援入课堂教学，是想强调全球化的当今，站在高校讲台上的教师应该如何面对林林总总的舶来品，尤其是关于教育宗旨的原点认识问题。“对着讲”意味着面对面，在学术上不存在孰为中心，孰为边缘，只是因为传统资源不同，所以说它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接着讲”。

　　我认为，高校讲台，尤其是从事理、工科教学的教师，为了克服片面囿于某一传统的“接着讲”，有必要进一步提升为“对着讲”。情况明摆着，每天都摞向案头的西方学术译著和林立书架的中国典籍，已经鲜明而直观地提示着，如今不论谁想要“接着讲”，至少也须承袭着两种精神传统去开讲——并且是两种经常相互在解构和解毒的传统。显然，这是一种极难达到的境界，须具备更多的条件和更高的素质，尤其是高远宽阔的视野。亦如《荀子•儒效》所言：“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

　　承前所言，“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既是讲课的三种路数，亦是讲课的三种境界，三者之间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关联的。“接着讲”不会也不应该把“照着讲”简单地撇弃，同样，“对着讲”也不能把“接着讲”简单撇弃。反过来，连“照着讲”都不会的人当然就谈不上“接着讲”，而连“接着讲”都不能的人也同样谈不上“对着讲”。

　　说到这儿仿佛有一个问题绕不开，这就是课堂教学如何评价呢？学生自有对老师的评价，这评价的一部分可以从通过调查表揭示出来，但主要的部分必须等到学生感受到所学内容的后果时才见分晓。另一方面，课程质量本身亦有内容设计、讲授方式、时间投入、态度、神色、语调等方面的评价，但这些评价确实难以量化，因为授课本身是一门艺术，是师生之间交互作用以及相互调整各自影响力的方面和结构的过程——结果。既然是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它就必须是独特的，有“照着讲”，更有“接着讲”和“对着讲”。让我们再一次重温蔡元培先生关于教育宗旨的原点认识：“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