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书：从卷轴到册页（上）

王幅明

一、造纸术与写本书

二、从卷轴书到册页书

三、写本类书之最：《永乐大典》

四、写本丛书之最：《四库全书》

五、敦煌遗书

六、图书分类法

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

——（明代）朱棣（1630—1424）：《永乐大典·序》

一、造纸术与写本书

简牍作为书写材料，最大的缺点是既笨重又占空间。用帛代替简，虽然有许多优越之处，但却贵而难得，不易普及。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要求出现一种更加价廉而方便的书写材料，取代竹简、木牍与缣帛。大概在西汉初年，公元前2世纪中叶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民间已渐渐发明出纸。

“纸”字以“糸”为偏旁，说明中国最早的纸是跟蚕丝有密切关系的。东汉文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纸”字为“絮”和“苫”，“从糸，氏声”。絮是粗的丝绵，苫是竹席子一类的东西。据古书记载，西汉末年，皇宫里有人曾经用一种叫“赫蹄”的东西包药物。“赫蹄”是一种染成红色并写有文字的薄小纸，据说这就是丝绵纸。可见早在西汉时，就已有使用了。用丝绵造纸，毕竟原料来源不多，价钱也较贵。可是，它的制造方法却给人们很大的启发。既然可以用蚕丝的纤维来造纸，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用植物的纤维来造纸呢？如果用植物的纤维来造纸，原料的来源就丰富了，而且价钱也便宜了。西汉时，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人们终于发明了用植物纤维造纸的方法，并开始制造植物纤维纸。

东汉太监蔡伦（62—121），字敬仲，桂阳（今湖南耒阳市）人。他本来是宦宫，担任过较高的官职，还做过管理宫廷用品的官员“尚方令”，监督工匠为皇室制造宝剑和其他器物。“尚方”之中汇集了全国具有丰富生产经验和熟练技能的手工匠人。针对当时纸质量不高、不方便书写的状况，蔡伦组织这些能工巧匠，利用官府的物质条件，广泛研究了流传于民间的造纸经验，试着用树皮、麻头、旧布、旧鱼网等植物纤维为原料造纸，把造纸的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汉和帝元兴元年(105)，蔡伦在前人造纸术的基础上，制造出了植物纤维纸，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纸。同年，蔡伦向汉和帝献纸，受到和帝赞誉。于是造纸术广为天下所知，蔡伦造的纸被称为“蔡侯纸”；105年则被普遍认为是造纸术的发明年。

正当蔡伦陶醉于宦途顺利之时，一场杀身之祸降临到他的头上。东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安帝突然翻脸，蔡伦被迫服毒自尽，生前的一切官职、封号均被取消。蔡伦时年59岁。蔡伦在宫廷前后长达46个年头（75—121），经历了章帝、和帝、殇帝、安帝4朝，作出了不少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造纸术，而最后却以悲惨的结局告终。《后汉书·蔡伦传》关于蔡伦的死因，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伦初受窦后讽旨，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及太后崩，安帝始亲万机，敕使自致廷尉。伦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国除。”虽仅寥寥数语，但却已很明确地说出了蔡伦“饮药而死”的原因。蔡伦失去了邓太后的庇护，安帝就以蔡伦曾参与迫害其祖母宋贵人为由，诏令蔡伦去向掌管刑狱的廷尉自首。蔡伦宁愿一死也不去受这种凌辱，他就沐浴更衣，而后服毒自尽，走完了宫廷中里争外斗、宦途险恶的人生之路。

作为一个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发明家蔡伦，永远受到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蔡伦在世界100位名人中排名第七。在蔡伦的故乡湖南省耒阳市建有蔡侯祠和蔡伦墓，蔡侯祠曾遭洪水破坏。元代至元四年（1338）由耒阳知州陈宗义通过募捐得来的钱予以重建，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又由乡民捐款重修。1987年在蔡侯祠内建立蔡伦纪念馆。2001年9月9日，在耒阳市区，世界上第一个以发明家命名占地237亩的大型文化广场竣工开放，一座高14，7米，重8吨的蔡伦青铜雕像坐落其中，雕像背后有一座刻绘有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四大发明的大型浮雕墙。

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伟大发明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项最杰出的成就。纸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它作为一种新的信息载体在中国率先出现，使中国汉代的文明迅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文明。蔡伦造纸对于文化的保存、交流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世尊他为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人。就在我国人民已经广泛地使用“蔡侯纸”的时候，西方的欧洲还在使用着昂贵且不方便的羊皮和质地非常脆的纸草作为书写的材料；另外一些国家的很多地方也都还没有纸，在书写的材料方面都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公元3世纪左右，造纸术首先传入越南。四世纪末叶，造纸术传入朝鲜，其后至公元610年3月，高丽王派高僧昙征和法定二人东渡日本，又将从中国学到的造纸术传给了日本。7世纪左右，造纸术传入印度。8世纪左右，阿拉伯人才开始用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造纸。造纸术向西方的传播则是经由丝绸之路进行的。二世纪前后，西域地区已经有了纸的使用，五世纪时，全中亚一带都使用了纸。但在很长时期里，造纸技术是保密的。欧洲人是通过阿拉伯人了解造纸技术的，1150年，阿拉伯人渡海抵达西班牙，在西班牙南部的萨地瓦开设了欧洲大陆第一家造纸厂，此时距蔡伦造纸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纵观汉代的书写材料，占主要地位的仍是简牍和缣帛。直到晋以后，经济发展，造纸术流传到长江流域和江南一带，造纸材料丰富，才出现了更多较好的纸。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东晋豪族恒玄废晋自立称帝后的数月期间，他诏令废止简策的使用，一律使用纸为文字书写的载体，轻薄、价廉而又便于书写、阅读和携带的纸，终于替代了笨重而又不便于书写、阅读和携隽带的简牍。至此，已有1760年历史的简牍完成了漫长的历史使命。晋代盛行的读书、抄书和藏书之风都得益于纸的普及和推广。抄经热、藏书热和因传抄左思《三都赋》而出现的洛阳纸贵，都是在纸普及后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景观。西晋秘书监苟勖等人将汲郡发掘所得的竹简书整理之后，用纸抄写定本保存起来。这说明当时政府藏书中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纸写本书。

纸书为什么叫做写本书呢？这是为了区别于以后印刷术发明时的纸书——印本书。写本书指印刷术尚未发明前用手执笔写在纸上的书，印本书指用印刷的方法在纸上印成的书。写本书的出现是我国图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图书的著作、出版走向了一个崭新的繁荣时期。2—7世纪，在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之前，是写本书的行盛期。从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写本书实物来看，现存最早的是晋代的写本书。

1924年，在我国新疆鄯善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抄写自西晋史学家陈寿(233—297)编著的《三国志·吴志》残卷；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座佛塔遗址中发现抄写的《三国志·吴孙权传》残卷，以及一些佛经写本残卷。以上写本书字体是隶书，经专家考证鉴定认为，两者均为西晋时期(266—316)的写本，是陈寿（297年没）死后不久抄写的。这说明了《三国志》流传很快的史实。

二、从卷轴书到册页书

从简册书时期开始，社会上就开始出现了以代人抄书为生的穷读书人。东汉、三国时，将这些代人抄书的文人叫做“佣书”。纸写书代替了简册书之后，从事这种“佣书”职业的文人逐渐增多。隋唐以前，写本书都是以卷轴形式存在的，称为卷子本。相对于简册书，卷子本读起来方便了许多，但仍然与实用性书籍无法相比。卷子本每阅读完一卷就要将之重新卷好，实际上也是相当麻烦的；倘若只想阅读一卷当中的某一段就更不方便了。

人们用纸写书以后，因为纸和帛一样，可以舒卷，所以也采用了帛书的卷轴这种形式。纸比较短，人们就把若干张纸粘连起来，成一幅长纸，再卷在轴上。这便是纸书卷轴。晋代、隋唐这段时间，是纸书卷轴非常流行的时期。当时，纸书卷轴还形成了一套制度。

纸卷的形制初期是沿袭帛书卷轴，古代文献的记载和敦煌卷子等实物都证明了这一点。到了后期向册页制转化时，才演进为独特的形制，即经折装、旋风装。纸卷如同帛书卷轴，以轴为中心，从左向右卷束。纸卷一般由多张纸连接而成。古纸的长度往往有一定标准。汉纸每张大约是汉尺一尺（0.231厘米）。晋纸的规格，宋人赵希鹄说：“高一尺许，而长尺有半。”敦煌卷子纸一般宽30厘米左右，比晋纸略宽；长度大致是41至48厘米，约等于汉尺二尺，与古人所说二尺之纸用以钞书之语大致相符。

古书篇幅较长的也要连接，古人或用浆糊粘连，有的还用烙铁烫熨，经久不散。如敦煌卷子，虽然有不少断烂，但连接之处却少有脱落。纸卷的连接处有时钤印或署名，称为印缝、押缝、款缝等。连接以后的卷子，长度通常9至10米，甚至数十米。每一卷是一个单位，一本书可以由一卷或几卷组成。为了使字体整齐美观，写书纸上一般要画出界栏。四周的叫“边”或“阑”（也写作“栏”），各行字之间的直行叫“界”。唐人称之为“边准”，宋人称为“解行”。后人也有采用帛书中的名称的，称为“乌丝栏”、“朱丝栏”。

纸卷各行的字数也不固定，从实物看，十几字到几十字的都有。卷子一般是一面写，也有两面都写字的。如敦煌卷子里，经书的注疏往往抄在背面，叫“背书”。书籍的注解有的不写在背面。写在正面天头上，叫作“眉批”；有的写在正文行间，叫“夹注”。写在正文行间的注释，为了有所区别，有多种形式：或者用大小两种字体分别写——正文用单行大字，注解用双行小字；或者正文顶格写，注解低一二格写；或者注文仍作单行，但字体略小，写在正文的下面。这后一种方法，抄书者一不小心，往往会使古书的正文与注解混淆，产生类似“错简”的错误。六朝以来还出现用朱、墨两种颜色写成的卷子，正文用朱笔写，注解用墨笔写，这是后代套色印刷的先驱。纸卷的抄写格式沿袭帛书而更趋周密。开首往往也空两行，以示“赘简”，然后写篇名、书名，一般也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但唐代已有改为先写大题，后写小题的。篇名、书名后，写著作人姓名，有时写上职衔。全篇之后写本篇或本章的名称、次第，有时还写上抄写人姓名及年月日。卷子的末端常空数行，以备写书人将抄书的缘由、经过、感想等等写出来，这就是“题记”，后世书籍的跋尾发端于此。在敦煌卷子里，有的卷末除抄写者、年月日外，还注明校注者、审定者、装帧者姓名及用纸数量等。

在古代文献中，时常可以见到用“黄纸”写书的记载。晋荀勗《穆天子传叙》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晋书·刘卞传》载，刘卞入太学，“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北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条更说：“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这种“黄纸”是用黄檗（柏）汁染过的，颜色发黄，以防虫蛀。这种染纸法在造纸技术上称为“入黄（也写作‘入潢’）”或“染黄”。纸卷大多经过“入黄”，有的是先写后染，也有的先染后写。我国很早就使用药物以保护书籍纸张，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有“染潢及治书法”一节，详细叙述了用黄檗汁染书的方法。

从现存古本抄卷看，不少尽管已经破损断烂，但很少有蛀蚀的现象，可见这种防蛀法是行之有效的。纸卷写错了字，自然不能像简册那样刮削修改，古人或用纸贴，或用粉涂，效果都不理想，于是有人发明用雌黄来涂改。雌黄又名鸡冠石，可用作绘画颜料，用来涂写错字，不仅颜色与黄纸相仿，而且错字“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这种涂改法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有了，《齐民要术》在“染潢及治书法”后，就有“雌黄治书法”一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也有“以雌黄改‘宵’为‘肎’”的记载。后人于是讥讽曲解古书、妄加评论者为“信口雌黄”。

纸卷的质地远不如缣帛柔韧结实，所以也更需要保护。于是，在帛书卷轴上已开始采取的一些保护措施，到了纸卷时代，便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纸卷的卷头，除了自身留有的空白“赘简”外，往往要加一块“包首”（后称“包头”），来保护书卷。包首或者用坚固的硬纸，或者仿效帛书，用绢帛之类的丝织品，中间系上一根带子，用来捆扎卷子，叫“带”。带一般是丝织品，古代也是很讲究的。有人还用不同颜色的带子，来区分不同门类的书籍。有些大部头的书籍有许多卷，为避免与他书混淆，并保护卷子不受磨擦损伤，还要用“书衣”包裹，叫作“帙”，又写作“袠”。《说文》说：“帙，书衣也。袠，帙或从衣。”这样的一包就是一帙，通常以十卷或五卷为一帙。

帙一般是以麻布为里，丝织品为表。现在可见的唐代经帙，也有用细竹为纬、各色绢丝为经织成细竹帘，外面再用绢绸之类为表的。帙的一端也有带，以便捆扎。用帙包书，只包裹卷身，卷子两边轴头仍露在外，放在书架上，只看见轴头。架上的卷轴如果很多，为便于寻找，就在轴头上挂一个小牌子，上写书名和卷次，叫“签”。考究的用象牙制成，叫作“牙签”。唐代集贤院所藏四库图书，就分别用红、绿、碧、白四色牙签，区分经、史、子、集四部。一般的也有用木、纸或帛的。这样带、帙、签连同卷、轴，就构成了卷轴形制书籍的各个组成部分，这种卷轴形式一直沿用到唐代末年，才演化为折叠形制，如经折装、旋风装，并进而发展为散页装订，导致了书籍形制上的一次革命。

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卷轴形制的缺点日益明显起来。卷子一般都比较长，甚至可长达数丈，这样长的卷子，阅读时要边拉开、边读、边卷，读完后再卷回去。倘若临时需要查阅其中的某些章节，就更为不便。特别是魏晋以至隋唐，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工具书，如类书、字书、韵书等。这类工具书一般不是从头到尾阅读，而是供人随时查阅解决问题的。如果需要的资料不在卷子的开头，而是在中间甚至末尾，查找起来就不胜其劳。于是有人对卷轴形制作了改进：不再把长长的卷子用轴卷起来，而是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卷子的前面和后面加上较硬的纸，以免书籍损坏，这样就成了一叠书。

这种折叠而成的“折本”，与从印度传来的梵文佛经的装帧形式有些相象，所以又称为“经折装”或“梵夹装”。经折装的书籍不用拉开和卷起，可以随时翻阅，比卷轴方便得多。这是书籍形制的一大进步，是由卷轴到册页的过渡形式。但经折装的书籍厚厚一叠，阅读时容易散开而成为长长的纸条，于是又有人将一张大纸对折，作为书皮，再把经折装书籍的首页和末页都粘连在书皮内，读时就不会散开了。用这种方法装成的书籍，从第一页可以翻到最后一页，还可再接连翻到第一页，回旋往复，不会间断；而且迅急如风，所以称为“旋风装”，它是经折装的改进型。

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出现于唐代后期，一直沿用到北宋。由于它们都是折叠的形式，折叠后的长方形折子有点像树叶，所以又称为“叶子”或“叶”；折叠以后成为厚厚的一册，所以也称为“册”或“册子”（“册”又写作“策”）。北宋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二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捡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南宋程大昌也说：“古书不以简策，缣帛皆为卷轴，至唐始为叶子。”南宋侯延庆还说到，北宋哲宗时，苏轼所上奏章，哲宗以一“旋风册子”“手自录次。”。

折叠形制的书籍启发了后来的散页装订，形式上也有些相象，所以书籍的册页形制，实质以经折装、旋风装为开端。“叶”、“册”这些术语，后来散页装订时依然沿用，不过“叶”字大多改写为“页”，意义上也由像树叶转变为单页、一页了。

在古代文献中，还提到一种“龙鳞”式的书籍形制。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二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唐柳公权字）题云：‘吴彩鸾，世传谪仙也，一夕书《广韵》一部，时大中元年（855年）九月十五日题’。其册共五十四叶，鳞次相积，皆207 留纸缝，天宝八年（748年）制。”吴彩鸾是唐代女道士，善写小楷，据说曾抄写过多部《唐韵》。这种龙鳞式的书籍，一九四七年故宫博物院曾购进一部，是唐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古写本。其外形是卷轴式样，里面却粘贴了二十四页散叶，每页均由两张纸裱成，所以正反都有字。粘贴方法是把每张散叶的一边贴在卷子上，另一边不贴，盖住下页纸的大半，成一种错叠的鱼鳞式样，即王恽所说的“鳞次相积，皆留纸缝”。正巧，吴彩鸾手抄的《唐韵》，宋人有见过旋风叶式样的。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说：“（唐）裴铏《传奇》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世间所传《唐韵》，犹有□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因此有人认为张邦基与王恽所说的，是同一种式样，旋风装就是龙鳞式。不过，从书籍制度发展史看，散页是从卷轴经由折叠式样然后才出现的，唐代后期才有折叠式样，盛唐是否已有这种散页粘贴的方法，显然是个疑问。旋风装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其回旋往复，也是由于翻阅之快如风，而“龙鳞”与“旋风”，名称上则没有什么意义上的关连；况且，吴彩鸾曾经抄过多部《唐韵》，因此可能有不同的装订形式，张邦基与王恽所见，并不见得就是同一部。所以，“龙鳞”式应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书籍形制，还不能说旋风装就是这种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