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奇逢：征君门生半朝廷（上）

王幅明

孙奇逢（1584—1675），久居河南辉县。

明末清初理学大师，诗人，书法家。

一、拒绝仕途的“征君”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晚年自号岁寒老人。生于明朝万历十二年（1584）。原籍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后迁居河南卫辉府辉县，因讲学于辉县夏峰村，学者因此习称其为夏峰先生。明清两代，他被官吏举荐，朝廷先后十一次（明代六次，清代五次）诏令他为官，甚至以革除举人功名相胁迫，但都被他以各种方式拒绝，多次受征而不就，时人尊之为“征君”。清顺治二年，国子监祭酒薛所蕴让贤，推荐孙奇逢就任其职。国子监是朝廷主办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是官教合一的皇家大学。祭酒位居从四品，这一职务通常都由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儒担任。清政府以此尊贵职位相邀，孙奇逢仍借故有病，坚辞不就。

孙奇逢曾祖以上世代务农，到了他祖父孙臣才开始读书向学，并于嘉靖年间考中举人，官至河东盐运司运判，以清廉谨慎闻名。之后，其家便世代为儒。孙奇逢父亲孙丕振以秀才身份授一卑微儒官，训育学生，其孝友嘉行为乡里所推重。

孙奇逢7岁入小学，11岁学文，14岁中秀才，17岁在顺天乡试中得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14岁那年，父亲带他拜谒明代名臣杨继盛的儿子杨补庭。杨补庭问他：“假如在围城中，外无救兵，内无粮草，该怎么办？”孙奇逢应声回答：“效死勿去！”杨补庭对其少年便有此志向称赞不已，对孙奇逢的父亲说：“凭这话就足以推知这孩子的终身啊。”正当孙奇逢踌躇满志，在科举的道路上继续拼搏的时候，不幸在他22岁和25岁时，父母先后亡故。22岁时，孙奇逢赴京应试，途中闻父亲过世，随即弃考归乡。一准古制，服丧服，筑室墓旁，为父亲守丧3年。偏偏祸不单行，3年期过又遭母丧，孙奇逢心伤之余，一仍父礼，为母亲服丧3年。按当时礼制，他在22岁至28岁的6年中，只能一直在家居守父母丧礼。孙奇逢的“倚庐六载”，乡里提及，每每称颂不已。双亲的离世使他求取功名之心大大降低，开始心灰意冷，转而专意学问。此后，又多次参加会试，屡试不第。孙奇逢由淡泊功名，进而绝意仕途。科举时代只有取得进士功名，为官才是名正言顺。没有进士身份的士人，也可经过荐举得到官职，但孙奇逢认为自己只是举人身份，只有半截功名，不宜做官，非如此便是辱身降志。孔子讲，学而优则仕，孙奇逢自称：“学而不优，怎可言仕。”当然，孙奇逢不愿为官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看到明末政权腐败不可挽回，宁为一介寒儒，也不愿同流合污。对于异族统治的清朝，孙奇逢基于强烈的民族气节，宁愿背井离乡终老山林，也不愿为入侵者服务。

孙奇逢生活的年代正值明清易代更迭之际。天启年间，阉宦魏忠贤擅权专朝政，大兴党狱，茶毒忠良，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先后被诬下狱。为抗击阉党的暴行，声张正义，孙奇逢不避艰险，挺身而出，四处联络志士，与鹿正、张果中一起，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冒死营救，集资营救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东林党人，因而有“范阳三烈士”之誉。《明儒学案》称：“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再见。”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一伙对魏大中、左光斗、周顺昌进行酷刑拷打，三人被诬陷受贿，各被“追赃”。三人都是两袖清风的寒士，根本无力缴纳所谓的赃款，孙奇逢便与鹿善继的父亲鹿正、张果中等人，在竭尽家资的基础上商订募捐筹款，义助完“赃”。他们在酷暑烈日中奔走数百里，四处筹款，声闻沸腾，祸且不测。孙奇逢说：“人固当有死，为三君死，死而无憾，况且死生有命，阉党能把我怎样。”当筹集的义款送至京师时，三君子已先后惨死于酷刑之中。孙奇逢又把酬金返还捐助者，有不受者，则返还其家。

崇祯九年（1636），清兵入关劫掠。七月，容城周边的定兴、雄县、安肃、安州等相继失守。容城没有政府军队驻守，加之当时阴雨连绵，城墙倒塌，情况万分危急。孙奇逢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怀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积极组织义勇队，守城自保，抗御清兵对容城的围攻，深受世人敬佩。他率领宗族乡党，调和官绅，修补城垣。在城墙倒塌最严重的西北角，他亲自带领民众建筑土墙，阻击清兵。容城坚守七昼夜，打退了清军两千多骑兵的数次围攻。容城周边的县镇相继陷落，独容城得以保全。此后清兵又不断大举进犯，孙奇逢觉得容城颓垣断壁，牛羊能上，很难再抵挡清兵进攻。他再三请求官府改筑城墙，但没人相应。孙奇逢认为大势已去，容城断难再守。他三次率领家人、子弟门人、乡亲诸友六七百家数千人，深入易州五峰山（又名五公山）结寨自保，而远近闻风来依附者众多。他一面兴修武备，一面讲学论道，干戈扰攘之时，有礼乐弦颂之声，遂开始了多年的避地讲习生活。有人把孙奇逢比作三国时代的燕赵名士田畴。孙奇逢在五峰山寨制订了一系列约法规章，要求同心报国、团结协作、严肃纪律，对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粮秣供应等进行了具体规定。孙奇逢在当时政局混乱的局面下，通过努力，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

清朝统治者定都北京后，开始圈占土地作为满洲贵族的庄园。孙奇逢的田园也被圈占，他不得不于顺治三年（1646）63岁高龄的时候，开始了数年的颠沛流离生活。清顺治六年（1649）十一月初十，寒风凛冽、黄沙蔽天，66岁老翁孙奇逢洒泪告别故乡，举家南迁。众乡亲哭泣送别，直至数十公里之外。孙奇逢作诗一首，记录下了这次艰难的跋涉：“垂老出门值岁寒，萧萧书剑伴征鞍。离家百里烟云隔，冻馁方知行路难。”南迁历时半年之久，行程500余公里。顺治七年（1650）四月，孙奇逢辗转南徙到达河南辉县苏门山。孙奇逢在友人的陪同下游百泉，过百泉书院，只见颓废一片。同行者说：“二十年前尚可观，三十年前极盛时也。”又登孙登之啸台，过邵雍之安乐窝。孙奇逢感慨不已，于当天的日记中赋诗3首，来纪念他所敬仰的苏门先贤。其中一首《邵窝》：“易学渊源另有传，不炉不扇历多年。欲寻安乐今何在，岂向先生问渡船。”由燕赵迁居此地的宋代大学者邵雍，曾在百泉讲学著述。孙奇逢决定仿效先贤，在此定居。在他到达苏门山的最初两年间，全家40余口，衣食无着，这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适逢天下大旱，生活十分贫苦。他鼓励随行众人，要在苦难中磨炼意志，砥砺情操，并幽默的把他们居住的茅屋命名为“共饥斋”。七月，卫河使马光裕慕名来访，孙奇逢写诗相赠。十一月，马光裕为孙奇逢刻板印刷《苏门诗》。顺治八年（1651）四月，孙奇逢夫人杨氏不幸去逝，在马光裕的资助下，葬于夏峰村。

顺治九年（1652），因得罪朝廷而被罢官回山西原籍的马光裕将其在夏峰的住宅、田地“不受分毫之价”赠送给孙奇逢。孙奇逢感激地说：“友朋之谊，真足千古！”“此乃近世绝无之事。”对马光裕的无咎获罪，孙奇逢极为同情，在马光裕回山西时，特以一履、一巾、一茶相赠。礼物虽轻而寓意深厚，孙奇逢解释说：“履取无咎，君子之贞也。巾取拂尘，日新之象也。茶取涤秽，清虚之府也。由无咎，而日新，而清虚，圣功毕矣！”意思是说，鞋子取其无过错之意，代表了君子的正直。毛巾取其清除尘埃之意，表现了日日更新的意象。茶取其荡涤污秽之意，是清高淡泊的象征。由无咎，至日新，再至清虚，圣贤的功业德行也就完备了。马光裕回到山西老家后，二人持续书信往来，切磋学问，赠诗不断。

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孙奇逢在夏峰建成宅院一座，取名“兼山堂”。孙奇逢把马光裕所赠的田地分给同来的弟子和乡亲，从此孙氏一家才真正安顿下来。

二、始于豪杰，终以圣贤

孙奇逢在夏峰村生活的后25年，主要做两件事：讲学，著述。早在游学京师时，他就开始授徒讲学，定居夏峰后，更是专心讲学，其规模蔚为大观。当时，国内聚徒讲学有三支重要力量，一是南方的黄宗羲在浙东讲学，二是西北的李颙在关中讲学，三就是孙奇逢在北方讲学。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学术界亦有“南黄北孙”之说。民国徐世昌编撰的《清儒学案》说北方学者大都出于孙奇逢的门下，国家在丧乱之余，仍然有讲学和传播文化的风气，孙奇逢的功劳不可泯灭。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说他：“因为年寿长，资格老，人格又高尚，性情又诚挚，学问又平实，所以同时人没有不景仰他，门生子弟遍天下。”从全国各地前来夏峰问学的弟子络绎不绝，先后有两千人之多，其中有的父子同为弟子，有的祖孙三代皆为弟子，有地位尊贵的翰林，也有显达的高官。孙奇逢逝世后，仍有问学者远道而来，因未能当面领受教诲而深自悲痛，面对遗像以所学相质证，边诉说边泣下，观者无不感动。

孙奇逢一生可划分为明末和清初两大时期。明末时期国难当头，孙奇逢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斗阉党、营救东林志士、固守容城、结寨自保等。国破家亡之际，孙奇逢因家宅被圈占，不得不流离失所，几度迁徙，最终定居河南辉县夏峰村，至此方安定下来。此后的二十几年过的是纯粹的学者生涯。夏峰村一时成为中国北方学术交流中心，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儒家思想才不因清朝入主中原而中断。孙奇逢虽一生不曾为官，但他的弟子中为官者并不少，康熙年间曾传“征君门生半朝廷”。 他的学生申涵光称老师“始于豪杰，终以圣贤”。

清朝初期的北方学术界，受孙奇逢影响极深，出其门下的著名弟子有：汤斌、费密、耿介、魏一鳌、王余佑、申涵光、杜越、耿极、赵御众等，就连当时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也无不尊其为老师宿儒。寓居扬州的四川学者费密，年近五十，其父亲读孙奇逢著述而心服其学，特命他来投师问学，这是路途最远的弟子。登封耿介来学时，因翰林出身，官至直隶大名道，颇有政绩。孙奇逢不忍其在弟子列，而耿介坚持执弟子礼，每日晨起，随门人侍坐。同是翰林出身的汤斌，在仕途通达时，辞官追随孙奇逢十余年，在其过世后，汤斌应诏举博学鸿儒，后官至礼部尚书、工部尚书，为政清廉。魏一鳌曾任山西忻州知州，为官清廉，多有惠政，孙奇逢南迁后，他辞官离职，追随孙奇逢，成为孙氏的得意弟子。

孙奇逢的讲学方式别具一格，据汤斌、耿极编撰的《孙夏峰先生年谱》记载，孙奇逢与诸弟子约定，在孟城每月聚会两次。每次聚会使弟子就先儒异同，或礼制、祠祀、钱谷之事，提出自己意见相互质证、讨论，最后由先生解答。这种集体讨论的教学方式，至今日仍然被公认为最好的教学法。孙奇逢非常反对单方面的灌输教学，《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一位地方官把本县学生召集到百泉书院，请孙奇逢讲学，但孙奇逢认为，登坛演讲，聚众而谈，是佛教“禅门家数”，因而拒辞。

孙奇逢笔耕不辍，著述甚丰，所著文字超过三百万字。按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他的著作主要涉及经、史、集。经部著作有：《四书近指》《晚年批定四书近指》《书经近指》《读易大指》《四礼酌》等；史部著作有：《理学宗传》《日谱》《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新安县志》《苏门纪事》《取节录》《两大案录》（已佚）《大难录》（已佚）等；集部著作有：《夏峰先生集》《夏峰孙先生诗钞》等。《理学宗传》是孙奇逢的倾力之作，是先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一部学术史著。全书二十六卷，三易其稿，几乎倾注了毕生心血。该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作者晚年的理学观点，特别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所持的态度。《理学传心纂要》八卷，记录了周子（即周敦颐）、二程子、张子、邵子（即邵雍）、朱子、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作为直接道统的传人。后人编有《夏峰集》《孙夏峰先生全集》《孙夏峰遗书》（一函十二册）《孙奇逢集》（三卷，张显清编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等。

孙奇逢的学术著作大部分出自晚年，尤其是定居夏峰村以后，他不分寒暑，笔耕不辍，他这样叙述自己的治学经历：“七十岁工夫较六十岁而密，八十岁工夫较七十岁而密，九十岁工夫较八十岁而密。此念无时敢懈，此心庶几少明。”有学者称孙奇逢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学者。学术界评价其“上继往圣、下开来学”“振三百年儒者之绪，而为当朝理学之大宗”。

钱钟书《谈艺录》认为，“方苞写孙奇逢传，人家看了不满意，认为孙奇逢的为人，有三个特点：一是他的讲学宗旨比较突出，主张身体力行；二是他的义侠之迹，在明末乱世，他能够率领几百家据守险要，保全乡里；三是他的门墙广大，教育了很多人才。”

孙奇逢弟子汤斌评价孙奇逢之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汤潜庵集·征君孙钟元先生墓志铭》）。孙奇逢极为重视“慎独”，他说：“慎独是一统的功夫，千圣万贤，总只是这一件事，无内外，无精粗，无大小，一以贯之。”（《孙奇逢集》）由主张躬行实践，进而形成了孙奇逢经世致用的思想特点。他认为，理学不仅需要尽心知性，体认天理的心性修养，还需要事功节义，经世宰物的现实实践。理学家既需要理论，也需要实践。

孙奇逢治学还有一重大特点便是不拘门户，兼采众家之长，归本孔子之道。他认为宋明诸儒是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同归，虽然学术思想各不相同，但都是从各自角度对儒学的阐发，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此他主张对儒学两大派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推进儒学的发展。孙奇逢的学术思想，兼采融通程朱陆王之学，归本于孔子的义理宗旨，既强调尽心知性体认天理，又坚持躬行实践、学以致用，力矫明末以来的清谈空疏陋习，开辟了清初黜虚务实的一代学风。梁启超盛赞孙奇逢说：“许多人见他一面，听他几旬话，便奋志向上做人。要之，夏峰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

孙奇逢平易近人，生平从未以道学先生自居，不好为人师，不强人所难。居乡村、食粗粮，念念不忘民生社稷。他说：“老百姓为善，可以调养自己一身；公卿大夫为善，可以安抚救助一世。我没有能力为百姓做什么，只愿官家减一分害，百姓受一分利。”有千里百里来问学者，无论何人，他从不歧视。

在他81岁的时候，曾有人以文字狱相诬陷。他听后从容地说：“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他的自信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因查不出证据，他最终毫发未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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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奇逢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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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山送孙奇逢诗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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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山送孙奇逢诗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