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中国好歌曲》节目，重点推荐三首歌曲。

    关涛的《妈妈我不想再唱悲伤的歌》和刘胡轶的《从前慢》，无疑是本周最让人动容的两首作品，但同样的感动，两首歌曲的表达方式却也完全不同。

    关涛的《妈妈我不想再唱悲伤的歌》是一首典型的民谣作品，它的美就在于它的真、它的糙。这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升华型创作，在一个基本的和弦范围内，主要凭借着情绪的渲染拓展和延伸旋律的走向，至于旋律的好坏，就完全是靠创作者的经验或者即兴来支撑。而从声乐的角度来讲，整首作品可以说唱得“伤痕累累”，演唱时的破音随处可拾，但这恰恰也是这种类型作品的特质所在，甚至可以说，歌曲中出现的呢喃、吟唱和嘶吼这些元素，恰恰也是一首接地气民谣作品的某种反技巧的技巧，用来突出民谣作品那种生活化、情绪化、近距离的触感。而关涛多年的丽江酒吧驻唱经验，显然让他很懂得如何用歌声去抓人，有些高低起落、欲擒故纵的处理，还包括副歌“妈妈”前有意的停顿，你可以说是有意，也可以说是习惯。总之就是以这样一种事实上的手段，让原来平实的旋律、简单的和弦，也有了起伏纵深的效果，听起来一点都不单调。在你被歌声起伏的同时，甚至完全忘了这首歌曲其实只有一把吉他在进行伴奏。这，就是民谣的魅力。

    而刘胡轶的《从前慢》则是另一种动人的典型。如果说关涛的歌是因为它的真、它的糙而美，那么刘胡轶的这首歌，就是因为一种纯。首先要提到的是这首歌曲的词，原词来自于木心的作品，“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这也让人想起民谣歌手赵照，在去年的《中国好歌曲》里，以叶芝名作《当你老了》谱曲而成的作品。那些古典的诗词，其文字的韵律本身，其实就有着一种非常广袤的意境空间，如果结合得好，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作曲者原本的作曲思维，这就是文字对于音乐的影响力，尤其是中国文字对于音乐的影响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作曲方面。学了二十年的刘胡轶，确实在旋律及和声走向上，有着非常精准且平衡的拿涅，整首曲子不求某一句好听的腻死人，而是讲究全局的工整扎实。继而用作曲的技巧，将原诗留白的空间一一填满音符。至于在技法上的运用，刘胡轶则非常巧妙的将蒙古长调那种字少腔长、舒缓绵长的作曲特点，和《从前慢》这首原诗本来追求的慢生活那种空间感，以及文字中的留白效果，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堪称是用技巧与感性的完美结合。不得不说，刘胡轶是一个作曲技巧很扎实的创作者，而《从前慢》则赋予了他创作一种绝妙的灵感动机。好音乐和好文字彼此相得益彰，就有了好歌曲。

    至于另外一首作品潘高峰的《节奏·爱》，则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这是一首典型的放克作品，当然它也和许多当代的黑人音乐一样，并不是纯粹的放克，而是在音乐里同样融合了灵魂乐、节奏布鲁斯等等元素。这种音乐类型的好坏，一是对节奏的把控如何，无论节奏是慢是快，作者先不能乱。在这个基础上，则可以玩一些小即兴和加花，然后就是副歌调动气氛的那段旋律，既要踩准节奏点，也要悦耳流畅。要知道放克音乐的旋律，或者说黑人音乐的旋律，和一般凯尔特音乐作为源头的白人民谣，或者我们华人传统情歌那种旋律是不同的，这更多是一种在节奏和弦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旋律。尤其是华人来讲，没有多年的黑人音乐基础，以及钻研和实验，玩这种音乐是很吃力的，而且有一点点节奏感的瑕疵，就会让人觉得很别扭，像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至少，潘高峰没这个问题。

    最后还要提一下“杭盖”。其实“杭盖”的音乐本身，已经没什么好说了，他们的音乐甚至可以说和《中国好歌曲》的舞台，稍微显得有些不匹配，因为他们的音乐不是纯粹的歌曲，而是一个更复杂的整体，没有乐队只剩歌曲的“杭盖”，似乎就失去了讨论他们的意义。不过，在这样一种舞台，呈现出蒙古长调、呼麦与现代摇滚的结合，那种“世界音乐”体系赋予传统民歌的开放音乐体系，对于很多《中国好歌曲》的观众来讲，还是一件涨姿势的好事。不要因为你以前听过“杭盖”的歌曲，就不让其他人，也有一次认识“杭盖”们的机会嘛！

文/爱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