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都江堰：一个残疾文盲，如何成就中国水利的传奇

数百年来，华夏文化被不断暴昧化，权暴崇拜和武力迷信成为许多人固化的思维习惯，谁权大谁拳硬谁够狠，成为舆论衡量的地位价值标准，不管害人多少、作孽多少，自有光环加持，拥垒无数、吹捧无数，占据历史焦点舆论c位。而那些真正拥有创造智慧、真正具备实干才能、实实在在造福民众，真真切切建功国家的杰出人物，却往往被时光淹没、被大众遗忘。

比如，这个名字：王同春——你听说过吗？

我们没听过的这个人，不等于他就不值一提。这个被今天的人们遗忘，在大众历史记忆中消逝的牛人，在100多年前的晚清，却被人尊为“河神”、“独眼龙王”，曾入选民国的小学课本，被称做“民族的伟人”。

他的功绩包括：把河套地区干旱的荒漠，变成了万顷膏腴的三个县，成为今日内蒙乃至西北最重要的粮食产区；他独立开创了刚济、丰济、灶河、沙河、义河5条大干渠及270条支渠，干支渠总长度达到4000多里，超过了大名鼎鼎的都江堰，对中国水利的贡献，比官方背景的李冰父子，还要大！

达成这样的不世功业，他却几乎靠一己之力，文盲之身！而且，还是个残疾人！

王同春，字浚川，今天河北省邢台县石门村人，5岁时，因患痘，一眼失明，人称“瞎进财”。他生于1852年，整个一生，都处于战乱饥荒此起彼伏的国家动荡和社会混乱中，并不是一个建设者建功立业的合适环境与时间。

王同春的家庭，破落穷困，7岁入塾仅半年，就无力再供他读书，被迫辍学。因此，他几乎就不识字，近于文盲。但这个曾经经商富裕过的人家，做人做事的思维应该不同于平常人家，虽然供小孩读书的能力都没有，但很可能正是家庭教育中商业基因的言传身教，造就了王同春后来不同寻常的机敏思维与经营智慧。

12岁时，谋生无门的王同春，远走塞外，投靠在河套地区黄河磴口渡做鞋匠的叔父，并过继给没有儿子的叔父。从此，他一生扎根于河套大地，彼时，谁也想不到，这个普通的流民少年，最终改变了这一方干旱荒芜的大地。

磴口渡周边的广袤地区，就是今天的内蒙巴音淖尔市。这一地区，历史上的鼎鼎大名是：河套、河南地。虽然早在秦汉、甚至更早的战国时代，农耕中国人就开始经营这块土地，但是，气候变迁后，这里处于400毫米降水线之外，已经不适合农耕。农耕文明晦暗时期，这里成为游牧之地，是中原与草原势力的拉锯地段。到明清时，这里已经千年荒废、土地沙化，是“只见蒙古包，不见人和树”的茫茫荒原。

然而，虽然降水量不多，但这里是黄河的几字大拐弯地带，不缺水源。用好水源，就意味着能把荒原变成沃野良田。清朝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华北地区人多地少的压力已经越来越明显，但是，以满清政府那样的治理能力，自然不能指望它能搞啥开发建设。倒是在内地生活无着流落到此的“盲流”百姓，利用黄河，引水开荒种地，开始唤醒这片沉睡的荒原。

晚清河套开发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河套地商。其中，郭大义就是一个先行者。这个流落到塞外的四川人，娶了甘肃女子，在此成家立业。他首先开始开渠引水，开挖了今天的通济渠，引水灌溉种植，取得了成功。

来到磴口的第5年，17岁的王同春，作出了一个旁人想不通的大胆决定：放弃未来可以继承的皮匠生意，离开自己不喜欢的鞋匠铺，投靠到郭大义手下去打工。因为对水利的兴趣，放弃自家生意，不惧脏累，去当了一名修渠引水的渠工，在当时，可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职业选择。

王同春身材高大，力大勤劳，聪明机灵。虽然不过是给人家当长工，却逐渐因能力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在管水的本职工作之余，还帮郭家料理家务，两次救郭家人于危急之中，让郭大义大为欣赏，不仅提拔他成为管理人员，还把女儿嫁给了他。婚后，拨给他一块好地，由他自己招佃耕种，打工青年王同春，由此成家立业。

1872年，对水利事务已经胸有成竹的王同春，拿出了一个创业方案，建设一条新的引水大渠：新短辫子渠。也称为“四大股渠”（今名通济渠）。虽然自己还没有资金实力，但他说动岳父郭大义，联合万德源、万太公，三家共同出资，自己以工资与技术入股，全面负责渠道工程，也成为股东。

这一年，成功募股创业、主持如此浩大工程的王同春，刚满20岁，今天的大学新生年龄。

开一条渠，可不是我们普通人理解的、随便挖条水沟那么简单。它的过程量和工程难度，甚至超过开挖一条人工运河！一条大渠，渠宽数丈，深三丈，行船都没问题，长度也达到数十里至数百里长的惊人规模，比运河更麻烦的是：它还要延伸开许多支渠，支渠长度也超过主渠。因此，不仅投资浩大，动辄数万至数十万上百万；而且风险也很大，开挖好后如果没有水来或者水量不够，巨额的人力财力投资就会白白浪费。同时，水利是一门科学，干系重大。当时的环境中，既没有任何现代工程设备、也没有水泥等建筑材料、甚至连起码的勘测设备都没有，完全靠管理者的经验与智慧，而在这样的荒漠地区施工，更是技术难题众多，各种麻烦层出不穷。

如此浩大的工程，小小年纪的王同春，既没有专业文凭、又没有雄厚财力，怎么就能得到投资者的信任，被委以如此重任呢？

这，得益于他的水利天赋与善于观察思考的聪慧。

王同春对水利的兴趣，可以算是痴迷。每遇大雨倾盆的天气，别人四处躲雨时，王同春却往往此时兴趣盎然地冒雨外出，游走四野，仔细观察雨水流向，了解茫茫荒原上地势的高低分布，这些存储在脑海中的记忆，成为施工测量渠道规划的参考。

平时用心的观察下，久而久之，他不仅对地形地势了如指掌，甚至能记住识别各地的土壤特点。即使在漆黑的夜间，身处不明方向的旷野，他随手抓起一把土，就能判断出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他曾经在挖渠工地，他指着一段成型渠道告诫工人说：“这里三尺之下有沙！得想法制沙”。——你的肉眼难道还能看穿三尺黄土下有啥？不太相信的工人们，打赌似的挖深三尺，惊讶地发现：果然是流沙层！

对黄河水情的研究观察，也是王同春长期的习惯。他经常站在黄河岸边瞭望观测，把握“行河”之所在，了解水情水故。有一年天旱，黄河水位很低，各渠引不进水，让无法灌溉的农民们，到了绝望放弃另谋生路的地步；就在大家绝望的时候，长时间在黄河边观察的王同春，根据水流泡沫的变化，告知农户水流将来，不要放弃，赶快做好浇地准备；就在大家的将信将疑中，第二天，条条渠道果然水流滚滚。对他心悦诚服农民们，大为赞誉，龙王美名传播四方。

在没有任何科学测量仪器的环境中，如何确定地势高低选择路线，是个大难题。为此，王同春以令人拍案叫绝的智慧，独创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施工土办法。比如，夜间作业时，他命人在大地各处位置点上几盏灯，随后登上高处，观望灯火高低，确定开渠路线；在确定好开渠线路后，他用十个柳编水斗，涂成白色，斗沿上各钉一丈多长的竹竿，自渠口起，每距十几丈远立一个白色水斗；十个水斗立完后，随即站在第一个水斗南面，向北望地形高低，以测定开渠的坡度和每一个竹竿底下应取土的深度，标注于木签上；开挖渠道，渠口、桥梁、涵闸是三项技术性强的重要工程，需要高强度建材，那可是没有水泥等现代建材的时代，还是没有石材的草原荒漠，但一样没难住王同春，他就地取材，充分利用河套取之不尽的枳芨红柳等，搅拌红粘泥土作为建筑材料，一层一层地夯实建成。

除了工程技术上表现出来的聪颖智慧，王同春的个性品格，也具备那种成大事的成功者特色。他办事精细谨慎，每开一条渠，或高或低，或背或下，他都要预测推算于先，没有把握，决不蛮干。他时常登高远眺，或骑马巡行，工程该怎么做，预期的效果如何，总是数度审视，确认可行，计划周详，方始动工；细节谨慎的同时，他又魄力过人，不怕承担风险，每遇难题麻烦，他人咋舌束手，不敢轻易揽接，他都敢于承担，从容布置。

正是这样的性格特点与出色的技术能力，让年纪轻轻的王同春，很早就赢得了口碑与声誉。

他主持开掘的“四大股渠”，施工上独出心裁。直接从黄河新开渠口，挖掘新渠，接通下游，并把下游渠道劈宽挖深，保持一定的坡度，利用水力冲刷拉通，以期水势畅顺，得利灌溉，同时在两侧合理布局、开凿支流，能尽量扩散浇灌辐射面。

这条著名渠道的开掘，取得了大成功。经王同春改造后，河渠“高不病早，卑不病涝”，高处低处庄稼均能得到灌溉。光绪年间《五原厅志略》如此描述其成效：“耕者数百户，咸获其利。二十余年，不知歉岁。家给人足，老安少怀。”

创业首战告捷、取得巨大成功的王同春，奠定了行业江湖的地位，成为蜚声河套地区的水利工程建设、改造、维护的权威。自此以后，他一发而不可收，连创河套开渠之大业。凡经他新开之渠，无不进水通畅，灌溉自如；经他亲临指导或修理之渠，辄畅无阻。被后套民众誉为“独眼龙王”、大禹再世。

1882年，王同春决定完全凭自己力量，独立开挖一条贯穿后套腹地的大渠。

是年，王同春成功从蒙古族王公（根据清代的土地制度，这一带属于蒙古王公）手中，租到了大片土地。当然，个人的财力，还不足以开挖出大渠，他先在这里开挖出一条小渠，叫永和渠。

要完成这项宏大理想、凿通一条前所未有的大渠，他需要更多财力资源、也需要一个立足的根据地。王同春反复权衡后，选定了当时河套唯一的综合商号“隆兴长”所在地。

这里，算是当时后套平原上的商业中心，只是经营不善，此时已经衰败。商业眼光同样出色的王同春，瞅准它衰落带来的机会，低价买断隆兴长所有资产；然后，重建房舍，改善经营，使这个商号重新焕发生机，让隆兴长成为他的现金牛，源源不断地提供修渠资金。而由此开始，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五原县城。

条件成熟后，考察研究后早已成竹在胸的王同春，招收了两千多劳工，利用哈拉格尔河、张老居壕、奔巴图河等三个天然壕沟，逐断施工，疏浚挖通成为一条能灌溉农田的河渠。到1902年最终完工时，已经延伸百里、支渠纵横45条，可灌溉良田2200余顷。

这条连接黄河、乌加河和乌梁素海的大渠，后来改名“义和渠”——一直到今天，还在惠泽后套大地。

一辈子能建成一条如此大渠，都不是一件简单的功业，而这条大渠，只是王同春一生所掘的一条而已。

到民国十四年（1925），他从1869年接触开渠后的56年间,王同春独立投资开掘了5条大干渠:刚济渠、丰济渠、灶河渠、沙河渠和义和渠。与别人合伙投资建造了3条大干渠 ：通济渠、长济渠和塔布渠。这河套8条大干渠，最长的有百里之多,短的也有六七十里；最宽的有十余丈,窄的也有四五丈。干渠之外，他还投资挖通了270多条支渠和无数条小渠。所挖巨量土方，无法计算。干渠和支渠的长度，加起来超过了4000里！

这些数据，远远超过大名鼎鼎的都江堰灌渠的长度；所形成的后套水利系统，在光绪年间可浇灌土地110多万亩，超过了都江堰当时浇灌土地的面积。开凿难度上，河套地区的技术难度，也远超都江堰：都江堰地处湿润多雨区，有充足的天然河道进行分流，而后套气候干燥，多数河渠，全凭人力手工凿开；而且，李冰有政府的强大力量作为后盾，而王同春则全部依靠个人资金和民间力量，以一己之力经营！

《绥远通志稿》如此记载：“至光绪中年，遂有缠金、刚目、中和、永和、老郭、长胜、五大股等八大干渠之成功，而以王同春所开渠为首，其尽力独多也。”

围绕这些渠道，周围方圆数百里的荒原，逐渐变成了良田沃野，而这些可耕地，对于当年天灾频繁的华北民众，意义非凡，是无数百姓求生活命的关键。

光绪17、18年（1891—1892），中国北方数省连年遭受特大旱灾，晋冀陕绥等省田禾无收，草根树皮皆为灾民食尽。据《萨拉齐县志》记载：广盛魁、明安川一带，逃荒饥民日众，求食不得，饿俘遍野，老弱饿死者纵横道路,萨拉齐厅下令掘大坑埋之，俗称“万人坑”。又说：“光绪十八年，归绥道七厅及蒙旗大饥，赤地千里，死者枕藉，野无青草，有食人肉者。”

在遍地灾荒的情况下，“惟有后套一带，赖有水渠浇灌，人有积粮，无乏食逃亡者”。在严重灾荒的威胁下，河套地区成了灾区人民逃荒活命的唯一指望。于是“来套就食者，如水之赴壑”，人们携儿带女，背负肩挑，不绝如缕蜂拥而至后套。

据《五原厅志略》和《临河县志》记载，光绪十八年，聚集在隆兴长商号一带的灾民就达四五万人。面对饥饿的人群，王同春决定放粮施赈，并以工代赈，利用灾民挖渠。王同春专门聘请经理人，成立赈灾团队，以“四大股庙”为放赈总地，备毡做幕,为灾民提供临时居所，分列两行，做街市状，每幕容住十余人，男女有别；开设了数十个粥厂，准备百余口大铁锅，每日提供两顿饱饭，向灾民救济放饭。所需米薪，由王同春源源送来，先后赈粮3万余石，使无数灾民死里逃生。春暖解冻后，这些灾民有的返回家乡，有的就留下成为王同春的渠工，或者租种其土地成为佃户。

赈灾同时，王同春还向灾区大量输出粮食，销往山西北部、陕北各府州县25000多石粮食。向首都北京捐献粮米1万余石。

光绪二十七年（1901），晋绥、陕北地区又遭荒旱，逃来后套求生的灾民甚多。王同春再次开仓济民，获生者数万人。同时，王同春向山西各地运售粮食1万余石、向北京售粮6000余石。这年伊盟也是大旱，王同春运售于鄂托克旗粮食7000余石。牧民没有钱，王同春就以物易粮，换回皮毛，到包头销售，形成良性的救灾循环。

然而，想不到的是，王同春以工代赈、售粮灾区的做法，在有人感恩戴德的同时，也受到了有人的责难与诟病：认为他向灾区运粮卖粮，是得了钱发了财；利用灾民挖渠种地，是剥削了廉价劳动力！——这方土地上，耍嘴皮子的，总不难挑出干实事的毛病。

救灾，只是一时之功；更大的功绩，是整个河套地区得以开发与繁荣。

水引流处，荒原变身良田。经过王同春数十年的经营筹划，后套地区黄河水利的开发,导致了农业的迅速发展。清光绪三十年后,后套地区已是渠道纵横,田畴相连,桑麻遍野的膏腴之乡。大量华北地区走投无路的流民，来到这里，在王同春组织下，垦荒种植，开创了乱世之中，河套地区食可饱腹、乐业安居的难得桃园，也给后人奠定了农耕炽盛，百业发展的基础。

随着后套地区人烟日益稠密，交通水利日益通畅，民国政府在新垦殖的土地上，设置了五原、临河、安北3个县。要知道，当时的内蒙，一共才18个县。

在振兴水利拓荒垦殖中，随着万顷荒原变身良田，王同春也迅速致富，积累了巨大家业。

他每开一条渠,就想方设法从蒙旗王爷和召庙喇嘛手中包租大量土地,灌溉之后,除自己的牛犋耕种外,其余的转租给人,自己收取地租和水费,积累的资金，再投入下一条水渠的开掘，财富由此不断叠加累积。

王同春开挖的渠道可灌水田7000多顷,开垦荒地达2.7万顷,耕种的熟田有8600余顷。他的渠地分布在五原、临河、安北三县和达拉特、杭锦两旗的广大地区。高峰时期,王同春在流域内组建了28个公中(耕作单位)和72个村庄,整整100个耕作单位。为他种地的佃户高达四五万人,他每年收粮可达23万石(约7000多万斤),年收地租银子17万余两。养牛3000余头，骡马1700余匹，羊12万只，骆驼500多峰，从大渠往外运送粮食和当地特产的大木船，有100多艘，牛马车200余辆。在河套及整个绥西地区,王同春很快成为首富，财产无人可与匹敌。昔日独眼文盲少年，在造福社会的同时，成长为身家巨万的大地主、真土豪！

这样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一定锦衣玉食骄奢淫逸吧？——这样想的话，那只是你的小人之心！

即使成为巨富后，王同春也一生保持勤劳，完全不脱劳动者本色。自15岁到74岁的60年间，每日鸡鸣即起，深夜方睡。每日乘马奔走于渠地，数十年如一日，平均日行在百里之上。一年之中，除过大年休息一两天，其余时间都在劳作中度过。他的对联如此表述：去年三十才收工，今年初二就下地。横联是：勤劳致富。即使显赫一时后，他仍然亲临工程现场，时时混身工人之中，与工人们一样挖土作业。每年放水，家中男女老少都得下地，他的富二代儿女，都必须到工地劳作干活。即使小脚女儿无法干体力活，也得到工地监工督查。

家产万贯时，王同春依然崇尚节俭，三餐都是普通家常菜，吃面自已磨，吃菜自己种；每餐自己吃饭前，还要先亲自喂好牲畜；穿戴也如同普通百姓，日常从不穿绸缎，那时当时标示身份的马褂，他本人一辈子只穿过两件，而且还是人家送的，自己都舍不得买。

更难得的是，这样勤劳俭省的富豪，又不是那种钻进钱眼的守财奴。

他对人以慷慨著称。凡有人求上门、手下跟从者有困难，他都慷慨相助，不惜钱粮耕地。他的雇工，规模达数万，愿种地的，拨给土地；愿做买卖的，借给本钱；对江湖之徒来投，能守规矩从他者令，收留办事；若不愿遵守规矩者，给马1匹，给银5两，强令他去。他对前往投奔他的老家邢台人,更是给予特别的优待,在清末民初,许多生计无着的邢台人投奔王同春，都能得到他的安排照顾。清末山西的革命党人，缺乏活动经费求上门时，王同春也无不慷慨解囊。

令人唏嘘的是，这样道德无亏，对国家有功、对社会贡献卓著的人物，结局，却并不那么好！

虽然开发投资时不见踪影，民间牛人们推动建设下，繁荣富庶后的河套地区，引来了满清政府的关注与垂涎，这时候，它们要跑来“治理”了。在满清官员的心怀鬼胎的鼓捣下，1903年,清政府以“移民实边"的名义，大搞官有化,迫令王同春将毕生精力开发的农田、灌渠交给清朝政府。为了遮羞，强行没收的巨额财产，清政府以奖金性质，象征性给了赏银1.5万两。

而王同春无奈退出后，清政府英明“治理”下，“移民实边”的效果是：贪官污吏垄断渠道，控制水源，农民无法正常耕种，渠道不能正常维护，最终，老百姓用脚投票：数年间，河套垦荒人口下降了一大半，耕地数量更是下降了4/5！

民国年间，地理学家张相文为此沉痛感叹：“王同春是不幸而生于大清国”!一个不识字的文盲，能够赤手空拳创出这番大事业，如果满清是一个智商正常的政府，能用好这样的民间能人，官民合力，上下同心，西北开发以至国家现代化，又该是如何的面貌！？

1925 年，王同春去世。发丧时，送葬百姓在五原县城排成了“十里长街”。他的灵柩本计划回老家邢台安葬，但河套百姓在棺前长跪不起，拦道挽留，要求把他葬在五原。于是，家人把王同春改葬于五原县城北，永远长眠于这方他毕生开垦的大地。他的祠堂牌位，被百姓供奉为：绥西河渠总河神。

仅仅40年后，王同春的祠堂与墓地，在又一个动乱年代被捣毁。建功国家、造福社会的一代人杰，消逝于历史与大众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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