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力量

                              ——读《制度比人性和政府更重要》有感

岁末年初，几乎所有的企业又到了制定新一年经营计划，进行目标分解的时候了。

在总结我公司2009年度经营计划执行情况的时候，我深刻地感受到，制度比经营计划、目标分解更重要。一项好的制度，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我矿井下残留矿的回收工作，多年来进展一直不理想，大量采下矿石得不到回收利用，浪费现象十分严重。2009年初我们制定了新的制度，改变了管理办法，效果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回收量增长数十倍。

当时调整制度时只是考虑，回收结算制度要能引导责任单位和工人的积极性。现在看来，这项制度是有效的。至于为什么有效，深层次的原因我无法解释得出。

今天看了经济学家梁小民的文章《制度比人性和政府更重要》后才茅塞洞开（该文见我上午转载的博文）。

该文以18世纪英国解决向澳大利亚运送罪犯航程中死亡率问题为例，进行了深入解剖，开人思路，发人深省。

罪犯运送之初的结算制度是按上船罪犯人数支付费用，结果是罪犯在航程途中平均死亡率达到12%，单船的最大死亡率达到37%。当时英国到澳大利亚的罪犯运输之路几乎成了“蓝色死亡之路”。

罪犯为什么大量死亡？

现在我们从会计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根据会计核算等式，可以知道：

船主的运送利润=(上船罪犯人数×单位运费)-途中费用支出 

从这个等式可以看出，上船多少罪犯和途中运输费用对船主来说是最重要的，上船人数越多、途中费用支出越小，则船主的运送利润越高，因为上传的罪犯人数是其利润的加项，途中费用是其利润的减项。这就是船上十分拥挤、生活很差、罪犯有病得不到治疗，造成罪犯大量死亡的根本原因。梁小民认为这是船主趋利的“理性行为”。

该案例中，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之下，最终想出的办法是：政府不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这个办法确实很简单，但效果十分明显——罪犯的途中平均死亡率降低到1%-1.5%。

为什么结果变了？我们还是从会计学的角度看问题，在这种结算机制下，船主的利润公式为：

船主的运送利润=到岸罪犯人数×单位运费-途中费用支出

该公式可以变形为：

船主的运送利润=(上船罪犯人数-途中死亡罪犯人数)×单位运费-途中费用支出

该公式进一步变形为：

船主的运送利润=(上船罪犯人数-途中死亡罪犯人数)×单位运费-(到岸罪犯途中费用支出+途中死亡罪犯途中费用支出)

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途中死亡罪犯不但是其收入的减项，并且是其途中费用的加项。因此，船主要获得高利润，就只能保证途中罪犯不能死亡。

正如梁小民所说：“私人船主的人性没变，政府也不用去立法或监督，只是改变一下付费制度，一切就都解决了”。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改变船主的贪婪、利己、趋利，而死亡率大幅下价格，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制度的力量。

还有一个分饼的故事：

在上世纪“吃食堂”时期，几个人分吃一个饼。大家发现，无论谁给大家分，分配的人分给自己的总是多一些，总是不能保证公平。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有轮流分的，有选举有公信力的人分的，有让“队长”监督分的，时间一长，照样不能保证公平。

后来施行了新办法：分饼的人分好后，大家先拿，分饼的人最后拿。从此，公平了。

分饼人的行为同样受利己思想的引导。老办法中，分饼的分配权在分饼人手中，选择权也在自己手中，属于“绝对权力”，给自己分多少饼、想照顾谁全在自己掌握。而在新办法中，分饼的分配权在分饼人手中，但选择权却取决于其他人。按照利己主义原则，大家都会拣大的拿，那么留给自己的只能是最小的。分饼人为避免自己得到小的饼，唯一的选择就是把饼分得十分公平。这就实现了制度的目的。

梁小民指出：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这种无法改变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说得精彩！

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

这句话更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