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安氏三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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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岳楼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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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岳楼南面凤城仙阙门

东昌府区政协文史委对聊城古城安宅街进行调查，获知此街得名于清代武举安跃拔。在安跃拔家世由此引起关注时，人们发现，安氏家族多有为官之人，且以德政、清廉称于当地。其中，尤以安跃拔及其长子安洪德、六世孙安庆澜名声为盛。其义举善行，不仅是聊城的荣耀，更堪为家乡人楷模。为此，本报记者采写了系列报道《安氏三廉》，以飨读者。

一、文武大义安跃拔

亮点：定居古城　古楼题匾

安跃拔，字文华，聊城李海务人，康熙五年（1666）中武举，十三年（1674）从征荆州，躬冒矢石，力战洞庭，又从征四川直抵重庆，战功卓著。历任湖南督标右营游击，直隶保定参将，广州潮州府总兵。1707年以母丧归里，服阕，受引见，以年老乞请归里，居乡时，曾修外廓路，设立义学，周济族党，多有义举。

安跃拔官职为从一品，他在安宅街修建了府邸，从此，这条街就被称之为“安宅街”。

安氏虽武举出身，然能文善书。光岳楼基座南面东侧小圈门上“凤城仙阙”和西侧小圈门上的“琅苑瀛洲”，落款“安跃拔”，均为其手书。据聊城崔鼓源（1914—1993）先生考证光岳楼二楼南侧悬挂的“宇宙文衡”匾额亦为安跃拔所书。因为原匾额落款为“安跃拔薰沐书”，意为安氏香薰沐浴之后恭敬的书写。此匾在文革中被毁，后根据照片复制，照片中“安跃拔”模糊不清，“薰沐”依稀可见，“薰”与“董”字外形相似，所以便认为“董沐”所书，而实为误解，其落款似应恢复为“安跃拔薰沐书”。

荣耀：功勋卓著　遍施德政

光岳楼是名楼。若能留书于楼上，当属莫大荣誉。安跃拔为什么能享此殊荣？调查者们推想，这应该与其功勋卓著、遍施德政、文武双全、德高望重有关。

从安氏家谱可以知道，自其始祖从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落户于今东昌府区于集镇林庙村，安跃拔已是第六世。康熙五年安跃拔中了武举，这个普通人家出了一个能够介身军界、政界之人。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谈到，“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安跃拔为什么在辗转征战之时，又能在相关的地方施行德政。

据《康熙朝实录》、清宣统《续修聊城县志》、安氏家谱和安跃拔墓表碑记等史料记载，安跃拔因战功多次受到擢升，历任湖广督标右营游击将军、直隶保定参将、广东潮州总兵官等职，曾享有“加一级纪录四次”的重奖，官至从一品。被康熙誉为“字甲天下”的邓钟岳状元曾为他作传；刑部和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彭维新曾为他撰写墓志铭。其曾祖及以下，均被诰封为荣禄大夫和一品夫人；其妻也被诰赠为一品夫人。

在荣誉和升迁面前，安跃拔始终保持清醒，征战今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河北、北京、广东等地过程中，其义气和清廉多有体现：平定叛逆，他生擒敌首后，“复放归，令招徕余党，翌日果相率投诚”；安抚民变，他“止诛首恶”；桑柘、容美等少数民族首领互相侵杀，他“力解其难”；在广东，铁矿、淘沙、制盐等行业按不成文规矩应供上的“份钱”，他“一无所取”。归乡后，他定堂号为“遵训”，端正言行，“不接外事”，不扰地方。

家乡人出于崇敬，推举他为“乡饮酒礼”的大宾；在他辞世后，供奉他于“乡贤祠”。假如安公在天有灵，他也许会表露这样的心迹：民众的服膺，才是他真正的慰藉

二、享誉巴蜀安洪德

像安跃拔一样，其长子安洪德，在如今的聊城，也并非广为人知。但要提起名酒“剑南春”，或者成都著名古迹“青羊宫”，并知道安洪德与它们有着较深的渊源，家乡人又会禁不住肃然起敬。

查安氏家谱，康熙五十九年（1720），安洪德中举后，先在湖北孝感、应山担任知县。乾隆二年（1737年），他入川后的第一任所在地就是出产“剑南春”的绵竹县。明末清初，战乱不断，“剑南春”备受威胁。安洪德到任这年，正值“剑南春”已恢复生产之时。

至于安洪德与“青羊宫”的关系，则能延续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这时，已是雅州知府的安洪德，已到告老还乡之年。路过成都时，当年被他力邀管理青羊宫的道教全真龙门派第十代道士张清夜，请他为青羊宫山门题写匾额，笔力遒劲的匾额，成为青羊宫珍贵文物。

如今，斯人已去；但“剑南春”酒正香飘四方，“青羊宫”横匾仍高悬山门，尤其是安洪德在四川期间清正为官、造福地方的事迹和传说，仍让人们怀念不已。
盛誉：“千古第一官”

清廉刚正、体恤民生、惠泽百姓、重视教化等，是安洪德为官的突出特点。

到任绵竹县不久，他就改建了紫岩书院，次年兴建了诸葛双忠祠，乾隆五年（1740）建起文昌书院。“管乐何堪比，萧曹未足侔。堂堂二表在，谟训媲伊周。”《诸葛忠武侯》，是他在绵竹期间所作的一首诗。此后，他正是这样，循着贤臣明相们的足迹，走出了一条“惠政甚著”的道路。

乾隆七年（1742），安洪德刚任绵州知州，就拆除了梓潼县七曲山的张献忠像，并竖起“除毁贼像碑”。他这种雷厉之风，都被百姓融汇到传说之中。据《直隶绵州志》记载，这一年龙安县发生了洪灾，安洪德前去视察，知县备下奢华酒宴，不料安洪德却坚持与二三随从在决口的堤坝上支锅煮饭。知县疑其故作姿态，趁夜送上两万两白银。第二天却被安洪德以无名氏名义捐给灾民。“千古第一官”的美誉由此不胫而走。

清乾隆八年（1743），安洪德调任成都府华阳县令。这期间，除修葺青羊宫外，“安顺桥”的故事又被百姓口耳相传。据说是乾隆十一年（1746），傲视官府、欺压百姓的静居寺得到整治，安洪德用变卖的庙产、没收的赃款，重修了古桥“长虹桥”。由于顺应民心，百姓誉称此桥为“安顺桥”。

乾隆九年（1746），流经华阳县的府河发了大水。为保证该县中兴场的安全，第三年，安洪德主持修筑了长约二里的防洪堤。百姓感其恩，称之为“安公堤”。这条堤，至今对保护华阳镇起着重要作用。

乾隆十七年（1752），安洪德任宁远知府。在此前后，他先后修建了潜溪书院、鹤山书院、泸峰书院等，均“自出俸钱，不烦民力”，直至在雅州知府任上告老还乡。可能是相距遥远，清宣统《续修聊城县志》对安洪德的记载，文字寥寥，但其中却洋溢着敬仰之情：“廉政有守，以老病归。卒之日，贫无以殓。”一位喜爱聊城地方史的先生说：当他读到此处，用手摩挲着纸张上的这些文字，一时百感交集，眼泪快要下来了。

三、承袭祖风安庆澜

“千年无比”书法家乃其当年“门下士”

在我国书法史上，张裕钊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对“曾门四弟子”之一、以书与文见长的这位内阁中书，康有为曾有“千年以来无与比”之誉。

道光二十六年（1846），张裕钊参加湖北乡试时，曾得到过主考官安庆澜的大力“荐赏”，得以中举。时光流转，三十六年后，当安庆澜曾任知县的谷城父老怀念父母官，“请为墓刻之辞”时，找到的人恰好是张裕钊。张裕钊对自己“故君丙午分校所取门下士也”印象深刻，怀着崇敬之情撰写了《天门县知县安府君墓表》。

至诚为民竭精虑 深入人心留缅忆

安庆澜原名安锡龄，生于清嘉庆六年（1801），“少读书攻苦自励”，年龄稍大，就求学于师长，学业更有长进。二十岁考取秀才，道光十七年（1837）“举于乡”，道光二十一年（1841）“成进士”，次年代理湖北谷城知县，数月后获正式任命。
    谷城地处偏僻，嘉庆年间受“教匪”骚扰，失于教化，盗风颇盛。当地求学的青年，一百余年来榜上无名。安庆澜到任后，“严察狱吏，以至诚喻其民”，从加强乡村治安入手，加强民防，盗匪一时销声匿迹。对监狱刑罚，他严加规范，不倡酷刑。稍有空闲的时候，就轻车简从，遍访穷乡僻壤，体察百姓疾苦。
    为移风易俗，他在谷城建起了“节孝祠”，主持编纂了倡导风化的“通俗浅语”，教化民众。他大力发展和扶持教育，常把自己的俸禄、津贴捐给学校。招募当地有文采的青年到校学习，他自己也每月到学校督学，并亲自授课，指导学生学习，授业解惑，教以方法。同时，还筹集钱款“数千金”，设立基金，用利息资助当地应举之士。这些举措，吸引了众多学子，使当地人才辈出。道光二十六年（1846），谷城学子黄定镛、周天衢相继中举，而此时安庆澜则担任乡试“分校官”，这种巧合，在谷城一时传为佳话。

道光二十八年（1848），他在官吏考核中列居上等，调任孝感代理知县。当他离开谷城之时，有人赠送财物为他送行，他都婉加辞谢。无奈之下，谷城人士为他立下“德政碑”，纪念他的恩泽。离任之日，谷城人在路边、河岸吟唱诗歌为他饯行，场面催人泪下。后来，还有人以绘画形式反映他的政事，取琴鹤、帆影入画，以表现安庆澜的清雅、廉洁、高远。这就是传于楚地的《琴鹤帆影图》。

刚到孝感，他又“调补天门县”。此时恰逢孝感连年水灾，安庆澜没有赴任。他殚精竭虑，救灾扶困，终日劳碌，以致积劳成疾。道光三十年（1850），在他到任孝感刚满一年之际，病逝任上。“孝感、谷城之民悲哀感涕”，像失去了最亲近的人。

安庆澜为人坚持操守、正直高洁、注重内在品德的修炼。“居官以廉俭自将，身殁之日，囊橐萧然”。因此，在他辞世后，尽管时光过去三十多年，谷城百姓仍称颂感怀、惦念不已。光绪八年（1882），谷城人委托德高望重者为代表，经当地巡抚奏报朝廷，呈请将安庆澜作为清正为官之人，列入聊城县乡贤祠崇祀。

原文作者：聊城日报记者张和鹏，通讯员王彦华、崔巍，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