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教授又来了UIC，讲两周课。
     已经有一种仿佛老朋友的感觉了，我们几个学生与他。于是，吃饭也不再一本正经地去校内的饭店，而是去了教工食堂，选几碟小菜，凑在一张方桌边简单地边聊边吃。自有一种怡然。
     但是聚会的主要内容并非食饭，而是饮茶。饭后，我贡献出热水壶，舍友S端着一套简单的旅行茶具，我们便可与周教授聚在一起分享各自在祖国各地搜罗的好茶——这些可比我们吃的饭贵多了。
     比茶更贵的，是我们的谈话；正因这份交流，我尚能对这世界存一丝光明的理想，存一丝不合时宜的天真，存一丝不带条件的对他人的信任。正因那些谈话，我才真正相信，世间的黑白颠倒并非常态，同胞之情仍然浓厚，中华民族仍可有着基于自身的骄傲。

    茶水有单薄醇厚、浓烈内敛，人亦如是。
    周教授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真正的“性情中人”是怎样的？不仅是会为人事变迁而感伤、会为人间不平事拍案而起，也表现在，当他初见到我们这群被他称为“很有意思”的学生时，会慨然将原准备送给连清吉教授带去日本的台湾阿里山高山茶交给我们，当场拆开，让大家一同品茗。他笑着说自己这是“卖友求荣”，这份平易近人、洒脱自在，才是真学者风范吧。
    英文大学上了三年，国文的水平是一年差似一年了。可正因为有了周志文、龚鹏程这些教授与他们的话，多少地，我可以撇开过去十多年所接受的误导，转而离中国文化的本真越来越近。这样我才得以发现，我如此地挚爱它们。

    其实我们的话题也并非都是沉重的。我们会谈《茶经》，会谈《周易》，也会谈起杨老师的罗曼史。
    然而许多说过的话只是如云烟一般掠过，印在记忆中的，总是周教授的“真”与他对“真”的坚持。如何地打动我。
    周教授说起自己在拱北关口的遭遇。急着寻找来接他的国文中心老师、又没有大陆手机号的他，在拱北关口一次次地向人请求帮助，却一再地遭遇人们不信任的眼神与冷谈的拒绝。这，在周教授所熟悉的台北街头是绝对不会发生的。那一刻，周教授并不责怪那些拒绝伸出援手的年轻人，却只是难过与反思：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变成这样呢？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会缺乏到没有人愿意帮助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呢？
    为什么呢？我只能沉默。沉默并非因为不知原因。在很多很多个时候，我仿佛可以看到，我认识的许多年轻人，挑起眉毛、侧过脸来，一脸聪明地反问我说：“你为什么会这么天真？这社会就是这样的，哪里不是一般黑的呢？你还是太幼稚了啊,小女生……”

    我发现一个现象，但凡与周教授接触过的学生，都会十分敬爱他。那天，我们走过学校里的小吃街，竟有两个学生从饭店里跑出来，兴高采烈地，只为同周教授打一个招呼。
    这样真切地受到学生的爱戴，必有一个原因是他真心而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吧。

    周教授曾经在台大接待一对来自大陆的年青的学者夫妇去访问，在那儿，这对夫妇看到中文系主任亲自在为学生发讲义，大为惊讶：中文系主任这么大的领导，怎么会……
    可是，在台湾，服务同学，这才是中文系主任该做的事情啊。
    两岸的差距有多么大呢。所以，像周教授这样一个会把预留给朋友的决定好茶拿出来与素昧平生的几个学生分享的教授，对他而言是再平常不过了，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珍贵啊。

    两岸的距离有事也是很小的。
    91年的时候，周教授访问北京，钱伟长设宴为他接风时，送给他一坛“茅台”酒。这坛酒，至今仍被周教授珍藏在台北的寓所中。它不仅是一坛酒，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情谊吧。
    还有一件事，去年台湾新一届政府的就职，正值521地震发生后不久。于是，他们的就职典礼是一切从简的，有人在给宾客的邀请信上注明，希望不要再赠送鲜花礼金，而把这份钱汇入某基金会，最后一起捐给四川灾区。
    周教授把这封信给了北京一家媒体。可惜并没有被报道。

    明天，确切地说，是今天，我的朋友们明日与周教授约好了去学校附近一处民国村落的遗址探访。而我却要踏上一次去广州的短途旅行。我本应早睡的。只是不记下此刻心中难以平复的点点感受，恐怕无以安睡；遂随散漫的思路，草草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