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鼠年的最后一天。过去的一年对我而言，是分外悠长的一年；太多的事发生，连同太多的并非物质形态的冲击，以至于当我回望这一年的时候，有些诧异自己竟这样跌跌撞撞地一路过来了。

     一月：《暴雪成灾》

     当我回望过去的那一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2008新年时的那场数十年一遇的大雪。

     一月，我从广州飞往无锡，回到家乡；第二天，开始下起连绵的大雪，广州火车站堆滞的人群，即将在几天后震憾我们每一个人。

      在雪灾时的无锡仿佛置身桃源世外。所谓的灾情，也不过让我在某一个傍晚步行三公里走到了父母的单位而无法回家而已；相形之下，那一路边各色的雪人给我带来的惊喜完全盖过了对大雪的抱怨。我平淡地接收着长途火车都不通、青菜从五毛涨到四元的消息，而独独热切地为电视中出现在灾区的领导人而感动着——而一年之后的现在的我，绝对不会再这样；相比起电视中媒体上感人的或者鼓舞的言语，我一定更关注市面上的青菜是多少钱一斤。

      大雪天里。我们曾驱车去到郊外湖边的公园，在清寂的太湖绝佳处捕捉那多年不见的琳琅雪景；还跑去苏州太湖的西洞庭山，登上积累着重重白雪的飘渺峰——那时在雪地里滑倒的笑声，我现在仍可听得到。

    二月：我回到学校，开始上学。新的学期，认识新的老师。现在想来，比较重要的是，我在那时被分到了张少威老师的班中。这是一位认真负责，同时又能扩展学生眼界、激发学生对专业兴趣的老师——在我的人生中，甚少遇到把这两者结合得那么好的人。正是因为张老师，之后当所有人都在反复犹豫在新闻以及公关中选择那个方向的时候，我却是一点也没有烦恼地选了新闻。

    不过，现在再看我当时的博文，咦，原来在那儿称赞大胡子阮教授呢！《玩转历史·认识大胡子教授 》；同样的时光，当你处在“当下”和稍后再回去看的时候，也许感受到的重点未必是相同的。

    三月：《从书院精神而想起的…… 》国情国学讲座又一次开讲了，我又一次见到了龚鹏程、周志文等教授。这一次见面，彼此已经不陌生，所谈的内容，也渐渐深入。我开始理解中国文化，过去脑海中残留的一些被妖魔化的中国文化的形象渐渐褪去，我不由自主地思索一些以前决计不会去考虑的问题：我究竟是谁，是从哪里来的？

    那次国学讲座的主题是“书院精神”，听了那些讲座，我才刚刚知道，古代书院并不是像现代的学校那样单纯灌输知识为朝廷输送人才的所在；相反，那里是知识分子的聚集，他们的目标不在求取仕途，而是求真正的学问，是自由、独立、民间兴学——在官方的声音之外，那些知识分子们力图通过书院透露出属于民间的声音与理念。黄宗羲这样评价东林书院：“一门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在我看来，这样的理念与行动，足以令现在一些上蹿下跳的所谓文人们汗颜了。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其实不了解，好像过去的一切就代表了落后、愚昧，好像有错误就可以推给历史原因。可是当我真的认真去看的时候，只瞧见我们现在在器物上是进步了，在精神上，却比我们的祖先不知落后了多少——我们就是从他们而来，我们若是中国人，又岂能在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拥有真正和谐的民族自尊心？若我们不能正视过去，如何能继续向前？

    那一段时期，也是我最庆幸自己是在UIC读书的日子吧；有时有那么一份坚持，情况真的就会好不少，虽然个别人的坚持在冷风中看起来是那么苍凉。《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 》

   四月：趁着假期，我和柒月一起去海南玩了一趟。我们都选很便宜的旅游团，所以，我和柒月开玩笑说，我们俩是要联合起来，“住遍天下最差的旅馆”。跟着这样胡闹的团瞎玩，也是很开心的。

   《东方·西方·媒体·时代》ZD,火炬，抵制家乐福……这一年从这时起在我的脑中开始变得乱糟糟。大众的愤怒是所从何来？开始的时候我也很生气，到抵制家乐福这样荒腔走板的号召大规模泛滥的时候我终于刹车了。学过了新闻学，就不能再用普通人的眼光看新闻，不然你就是现成的冤大头。在一片闹哄哄中，我侧了一个身，转而开始欣赏媒体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展现的力量——这“力量”一定得是英文单词中的“Power”，只有这个词才足以形容。看透了这一点，我便也不再去跟着搅合，让自己的真情实感陪葬到别人设的局里去的感觉总是不爽的，尤其对我这样气盛的小年轻来说。也就是在这时，开始喜欢看韩寒的博客，虽然看他的小说还是想睡觉；不得不说，他的杂文要醒神很多。

   五月：汶川地震是每个中国人那时心上的一记重锤。地震之后许多“80后”年轻志愿者的自发行动也感动了许多人，很多人说没想到我们这一带是这样有热忱与奉献精神的；其实我们当然有，我在初认识UIC中的很多同学、大家都争着去参与志愿活动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这一代有这样的精神，而不必等到汶川地震。但这些热情平时都是被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禁锢着的，只是有了这样的契机，才得以被释放出来。

   这其实也是一个敏感的时刻，地震发生伊始，我便关注着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和禁令偷偷摸摸赶赴灾区的记者，以及许多可以光明正大采访却尽给人添堵的大牌电视台却仍是不专业的记者。张少威老师当时在课堂上说：“我这个年纪，已经很难再为一件事情而动气了，但是昨天我真的愤怒了”——他说的是某指挥救灾人员为了救一个不注意周围情况在直升机下落时还站在危险位置的记者而牺牲的事情。我看着他带来的那些媒体上看不到的灾区现场的照片，看着媒体上哪些人发回的是怎样的报道，以及记者们的博客上写下的又是怎样的记录。在我眼中，年轻志愿者们的热情与真诚与一些年长者们的万古不化的官僚作风与献世媚态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还有很多媒体在一个劲把灾难唱成颂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时起，我已经不知道还能相信什么好了。

   六月：《江南梦 》

   放暑假了，又出去玩啦！不过这一次，是我和柒月联合做东，一同邀请我的室友小荞同学来江浙这一带玩儿。我另外还接待了另一位S同学，所以，六月间，从北到南，我跑了扬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杭州、宁波等七个城市。初夏的江南风景当真是美如画，我和柒月虽是“地主”，但一路上光见着我俩在那陶醉了，反倒像是小荞陪着我们在逛家乡。据她们说，在这个地方的我，人比平时活泼，连嗓门都要比平时大！

   我是如此地适应这片土地，好像怎么走都很没志气地走不远。可是我却也回不去了。

  七月：《这样的香港 》

   这一个月我都在香港，在浸会大学选修了一门关于新闻写作的课程。香港是个一接触就能让人爱上的城市，即使是我这个不甚爱好购物的女孩，也曾在这里为橱窗中的商品驻足不忍离开。加之这个暑期课程项目有许多的参观活动，我得以畅游香港的各色博物馆，在最短的时间内立体地了解了一下香港社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进入了香港大学的小礼堂，也就是《色·戒》中爱国学生们表演话剧的地方！嘿嘿，一般人是进不去滴~因为我们有“客串导游”关品方教授（港大的资深校友啊！）带着，才得以进入。关教授是个好导游，在那里他告诉我们，香港大学早期培育学生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向大陆输送人才，有点“一心报国”的意思。不过这是七八十年前的事情了。

    在香港，我出生二十年来第一次可以毫无限制地上网浏览网页了，这种感觉真爽啊——可是后来发现我还是天天在看新浪。习惯的力量是强大滴！

    当然，在这里，我一定会关注当地的媒体。恰好七月时有出一件事；香港的记者采访团在拍摄购票场景的时候被维持治安的警察给“维持”了一下（《可怜的香港记者~~ 》），一个记者被掐了脖子，一个记者被砸了机子，还有一个进去了。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就杀去便利店，把香港所有左中右派的报纸头版都看了一遍；果然，除了大公报之外各大媒体的头版都是这条新闻：极其右的报纸写公安“袭击”、“殴打”记者，左派的文汇报写记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完了以后我回宿舍“百度”一下新闻，意料之中的，所有内地的大小媒体都跟嘴上贴了狗皮膏药一样一言不发；没想到的是，唯独新华社一篇长长的报道在倒数第二段提到这件事情时一本正经地说：在购票现场，警察遭到了香港记者的攻击，不幸受伤……

    还能说什么呢，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这个世界真精彩！

    八月·九月：《你好,北京! 》 

    这是属于奥林匹克的时刻。我在北京，看着这个城市如何在全部人的屏息凝神中被打造成一个空前完美的城市；在这城市中穿梭一个月，每日穿城而过，我看着那个在身边也好似在真空中举行的盛会。留在我记忆中的，不只是屏幕上的比赛，不止是奥林匹克公园拥挤的人潮，还有每个公交站台上那些带着红袖章催人排队的大叔，还有形形色色穿着制服的人们与口耳相传的关于他们的小故事。是的，如此成功，如此完美，简直令人不敢呼吸的井然有序的一切。在这完美中，感受某种无孔不入的窒息——刚巧，我是从这样自由的香港去到了威严的北京；从人人乘车都自觉排队的香港到了北京，见到了这里的每个车站上密布的、为了奥运会认真地命人排队的大叔们——这样反差的画面，给人的是什么感觉呢？最温和的表达，也得是啼笑皆非吧。

    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大叔，在某机关的食堂里，他在大声说“香港的记者被揍了一顿，结果第二天我们新华社写说，是我们警察被他们揍了，哈哈哈哈哈……”；他也是在说那件事，像是宣布新闻一样自豪地说着一个多月前发生的那件事，好像XHS的报道能使全世界人相信似的。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两个道理：一是有些事只对平头百姓需要隐瞒，对其他人则不是；二是即使知道了真相，某些人也早已习惯了颠倒黑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掩耳盗铃”“一叶障目”“自欺欺人”这些成语，虽然只是古人为了阐述很简单的事理所发明的成语，可还真的是很有道理很好用的。

    对北京而言，我始终只是一个匆匆而过的看客，然而在我经过的时候，我记住了那些发生过的小事，它们是如此微渺，却像一滴水珠一样映出这大千世界。

    十月：《周日：新闻调查日 》

    回到学校，也带着一个暑期生活所给我的念头：因了七八九月间的所见所闻，我可能永远也不会选择当一个记者。——那是良心上一个太重的负担。

    然而，在开始新学期的同时，我们新闻系的《真珠报》也开始筹备，我们也开始学习制作各种各样的电视新闻片。许多的专业方面的实践性活动开始，我感觉自己在渐渐进入新闻人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又是多么吸引人啊！当记者，或者不当记者？我眼前的本已坚定的未来开始摇摆不定，究竟哪里是我应该走的方向呢？

    十一月：《饕餮香港行》

    月初，又与柒月同游香港。这回再在香港打转转，简直有“熟门熟路”的感觉。不幸的是，尽管没有跟团，我们却再一次印证了“住遍天下最差的旅馆”的命运，住在旺角的小旅馆里，说是有热水、空调、无线上网的，结果房间居然只有火车卧铺车厢的大小！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好像活在一个透明的薄膜中，屏蔽了外间的任何新闻——因为看见它们就想吐，我从来不知道我会那么厌恶未知的谎言。到这时终于看新闻的时候，我简直不是读者而是侦探了，读一个新闻就不自觉地通过种种“蛛丝马迹”去分析其背后真相和实质（《关于新闻的若干个可能》）。

    十二月：《一杯酒 无故人》

    这个月，有本学期的国情国学讲座。在讲座上和与教授们的谈话中，听到一个笑话。一直如鲠在喉，也一直想在博客上写出来。

    一个马来西亚的教授讲的这个笑话。一位老人，拿一个祠堂里牌位的照片去给他看，请他认一下牌位上的那位他的七世祖来自中国的哪个城市，得到回答后，这位在外已经七代的老人一本正经背着包包回“家乡”认祖归宗了。可是刚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被遣送回国——因为他是才刚卸任两个星期的新加坡前总统！教授与他开玩笑说：你都七代人没回中国了，去认哪门子的祖宗啊？！结果这位老人说，“新加坡是我的家，马来西亚是我的老家，而中国是我的祖家”——他的那些在马来居住的每一代人，代代都记得叮嘱自己的子孙有一日定要回去祖国！——可是，他们却是东南亚华人，是心怀祖国却不被承认、没有国籍的华人，是勤恳在当地生活却被边缘化、被主流社会排斥的华人；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关注他们，我也不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那位马来西亚的教授讲课的时候一上来就说：“很多人问我你到底是马来西亚人还是中国人——我当然不是中国人，那么……”后来，龚鹏程教授对我们说，王教授的那句“我不是中国人”，其中有多少的辛酸悲愤，你们听不懂。

    （柒月在她对王教授的采访中写到：回过头来体会国学讲座末老师说的那个笑话，当一个与中国隔绝了几代的花甲老人，拎着一个小行李箱，拄着一根拐杖，巍颤颤踏入回家的大门时，不管他曾经在政坛上如何叱咤风云，他在当刻也只是一个老人，一个想家了的老人。可面对他的不是故乡人亲切的笑脸，而是海关一道一道冰冷的大门……当他带着遗憾被遣送回境，在那个很简单的梦破灭时，苦楚，伤心，失落，各中滋味，我们这里的人们又怎能了解？他可以笑着向别人讲述他的三个家，我们也可以当作笑话一般听过了之。只有往肚里咽的眼泪和空气里微颤的气流和波动记录下了那一刻的，尴尬，和无奈。）

   学期末，我们送走了张少威老师。在散伙饭上我们刚刚知道，原来今年他开始教我们时，是在美国住了十多年后刚刚回来，对国内的许多事情都已经不了解。正是我们各种各样的作业，使得他很快地了解了现在的大陆和人们的想法——老师甚至很谦和地说要谢谢我们。人生的缘分是多么奇妙呢，原来在他帮助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曾帮助过他。

   当张老师离开，下半学期的句号也开始缓缓划上；我突然感到人生的前方就如眼前的校园小道一样变得空落落：此前的两年多大学生活，一切都照着我的计划按部就班地在发展着，然而接下来一年多会是怎样，此刻的我却是全然不知。工作？考研？回家？出国？当记者？改换专业？我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只觉得，过去的那一年，仿佛是书生的黄粱一梦，梦中什么都经历过了，什么都得到过又失去了，最后，梦醒时分，原来我还站在原地，什么也没有抓住，什么也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