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怀念在加州理工度过的时光

    钱学森先生在回国前，受到当时美国政府的的阻挠和迫害，回国后，他发誓终生不再去美国，但是，他对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度过的岁月，却始终念念不忘。他不仅向我们这些后辈,详细介绍过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求学经历和这所大学的创新环境,而他在2005年3月29日下午，于301医院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见人民日报11月5日发表的《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仍然十分怀念他在美国的求学经历。他说：“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他又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

    这里，我不禁想起在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包括力学界有一些人对钱先生的一些学术主张，提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群众有些不明真相。当时，我身居山沟，虽然对此不甚了解，但已有所觉察。为了支持先生，我在《力学进展》1983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哥廷根学派与我国空气动力学的发展》一文。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于20世纪初发源于德国的哥廷根大学。从高斯时代起，哥廷根大学就有将数学应用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优良传统。19世纪末，哥廷根大学出了一位知名的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大力提倡应用数学，成为哥廷根学派的领袖。克莱因认为，“工科大学生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还要真正懂得科学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数学家也要具备一些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哥廷根学派的学风在于它提倡一种平等的学术交流环境。后来，冯·卡门把这种哥廷根的优良传统，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我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先生和导师卡门之间不拘型式的讨论，先生常常和卡门为一个问题而激烈的争论起来，当时卡门也可能非常固执，但第二天当他发现自己错了时，他立即登门向钱学森道歉。在这篇文章中，我也详细介绍了钱学森和郭永怀对我国空气动力学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先生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在1983年12月27日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先生写道：“感到文章的内容是好的，但把我太突出了，我感到很难受。”在信中，先生也对反对他的声音作了回应。

    多年来，我都把能去加州理工学院深造，作为自己的梦想，因为它是航空航天专业最高的学术殿堂。在改革开放前，就是想去这所学校参观，也是不可能的。当年，一位相当级别的领导曾说过“让老黄去美国，他肯定不再回来。”但事过境迁，就在我发表这篇文章后不久，我就有机会去访问这座位於加州帕薩蒂納的百年名校。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天，但我内心已经无比激动。在这里，我和时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航天系主任李普曼先生共进了午餐，并详细参观了实验室的每一个设备。在这里，我努力去寻找了钱学森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足迹。当我走在绿草如茵的校园里，我又想起了先生不久前的回信，开始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先生怀着一腔爱国热忱和科学民主的精神，回国投身到国家现代化和社会变革之中，他和社会的这种融合是怎样成功的？我的答案是这种融合，肯定要有一个过程，其中既有想互的促进，也会有相互的碰撞。不了解这点，那就无法真正地理解钱学森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