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铭诔尚实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成为后世“体裁论”的滥觞。关于“奏议宜雅，书论宜理，诗赋欲丽”的理论，前人说得太多，唯独“铭诔尚实”未见系统论述，本人才疏学浅，不揣冒昧，就铭诔尚实谈一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我们常说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其实忘了一讳，那就是为逝者讳。如果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还有人较真的话，那么在悼辞和墓志铭中为逝者说几句言过其实的奉承话，是没有人好意思钉是钉铆是铆说三道四的，说白了，铭诔是最不尚实的。

韩愈就深得其中之味。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以载道”，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创作有《原道》、《师说》、《张中丞传后叙》、《平淮西碑》、《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柳子厚墓志铭》、《祭十二郎文》等流传千古的佳作，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 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韩愈还曾经任过监察御史、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韩愈既是高官，又是文豪，写墓志铭只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当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冲着韩愈的名气，达官贵人常求其为先人撰墓志铭，润笔很高。韩愈写一篇《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润笔费用是“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谢许受韩弘物状》记载曾收得韩弘送的“绢五百匹”，相当于四百贯钱，对于一个月薪水只有二十五贯钱的韩愈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收入，自然乐此不疲，来者不拒，当官反而成了副业。元代王若虚说：“韩退之不善处穷……不忍须臾之穷。”对一个有门路找钱的文人来说，动一动笔就有大笔收入，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收了别人的高价，就得替别人说好话，人家花高价可不是请你去骂人家的，就像现在的作家为企业家写报告文学一样，韩愈为人写铭志时把自己文以载道的主张忘得一干二净，自然脱不了阿谀奉承的习气，当时就获得“谀墓”之名，受人非议。清初顾炎武甚至批评他：“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

墓志铭是古代常用的文体，陆机在《文赋》中说“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并提出“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的要求。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专门用三章的篇幅对铭箴、诔碑、哀吊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中“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对诔的论述较为中肯。 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清代赵翼的《陔余丛考》都对墓志铭这一文体作过专门研究，徐师曾“志者，记也；铭者，名也。”的说法最简明扼要。墓志铭通常分为志和铭两部分，志多用散文撰写，主要记逝者的姓名、籍贯、世系、行状、爵位、年寿、卒葬年月、子孙及功德；铭则多用韵文，主要是对逝者评价。有的只有志，有的只有铭。严格地说,墓志铭是对一个人生平的记录和评价，贵在真实。但是墓志铭,既然是为逝者树碑立传的，按人之常情,对于逝者,总是尽可能地积些口德,原本无可厚非。但也应像清人龚炜《巢林笔谈》所说:“为人作传状志铭,须如绘像肖其人方好。即加修饰,亦须存四五分真面目。”人到中年，参加过很多次追悼会，也受单位的安排和私人请托，代写过悼辞，深知活路不好干，不说过头话是交不了差的。

　　像韩愈那样主张“文以载道”的正人君子写的墓志文字尚且言过其实，夸大其词，遑论其他。归根结底,还是白花花的银子作祟。为人写墓志铭,酬金是非常高的，有的甚至高得离谱。唐代白居易和元稹是至交,白为元作墓志铭,润笔也多达五六十万。王禹玉作《庞颍公神道碑》,酬金中光古书名画就有三十种,其中包括唐代杜荀鹤进士及第的试卷，报酬之高,可谓惊人。　　

　  中国民间尚且有敬纸惜字的传统，作为文人更知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管为人是否放荡，下笔为文是必须谨慎的，因为白纸黑字是别人评价的依据，何况墓志铭是要錾在石碑上，比纸张保存的更久远。所以读圣贤书的文人对写墓志铭都是不太情愿的,原因很简单,如果照实写,逝者家人肯定不高兴,得罪人不说,还显得自己不厚道；如果水分太多，言过其实，又有损自己的清誉，能够不写的就尽量推脱，实在推脱不了，那就多收一些银子作补偿。这个世界又有多少人真的嫌钱多呢,于是不愿归不愿,文章该写还是得写，《古文辞类篡》就收录了很多古文家写的铭志文字，但写得好的并不多。　　　　

我们常说盖棺论定，实际上盖棺之论多为溢美之辞，对墓志铭一类的文字，尤其不能当真。曹丕对当时碑铭写作的浮夸之风不满，才提出铭诔尚实的要求，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更有甚者，就像桓范在《世要论铭诔》中所说的“为臣无忠诚之行而有奸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罔上，此乃绳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铭诔最大的毛病就是虚假，所以严厉批判其“欺曜当时，疑误后世，罪莫大焉”。对此，史学家看得更加明白，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曾以史家的眼光批评碑铭之作“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敝无已。”专门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请求禁止民间私自立碑。

夜读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说某旧家子,夜行深山迷路,到一个岩洞歇脚,有前辈某公已在洞里,于是“略问家事,共相悲慨,因问公佳城在某所,何独游至此?”

　　某公喟然曰:“我在世无过失,然读书随人作计,为官循分供职,亦无所树立,不意葬数年后,墓前忽见一巨碑,螭额篆文是我官阶姓字,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响者,又都过实,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多姗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于此,惟岁时祭扫,到彼一视子孙耳。” 士人曲相宽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荣亲,蔡中郎不免愧词,韩吏部亦尝谀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怀?”

　　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诳,自问已惭。况公论具存,诳亦何益?荣亲当在显扬,何必以虚词招谤乎?不谓后起者流,所见皆如是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儿孙本是一片孝心,但由于墓志铭,粉饰太过,居然搞得老人家被鬼蜮之辈嘲弄,死了还不得安生。欲孝适得其反,读来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