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女战士于1949年在北京合影（第一排左起：刘英、陈琮英、戚元德、周月华、危秀英；第二排左起：邓六金、甘棠、吴仲廉、李坚贞、李贞、廖似光、蔡畅）长征中的女战士于1949年在北京合影（第一排左起：刘英、陈琮英、戚元德、周月华、危秀英；第二排左起：邓六金、甘棠、吴仲廉、李坚贞、李贞、廖似光、蔡畅）
中央红军30名长征女战士的夫君为何人
资料来源：网络转载 2015-04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30名女同志随军参加，她们是：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
其中：甘棠、李桂英和谢小梅3人，1935年3月随红军到达云贵川边时，因奉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或另有任务而脱离长征队伍，各奔征程；王泉媛、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吴仲廉、吴富莲、康克清7人，于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调动或被留在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后，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康克清4人到达陕北；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3人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王泉媛曾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在河西作战被俘后死里逃生，后来辗转流离而沦落为民；吴富莲曾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政治委员，在河西作战被俘后坚贞不屈，吞针而死；吴仲廉曾在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当干部，在河西作战被俘后押至青海西宁，后与张琴秋、陶万荣等一起被押到南京，入“反省院”，1937年8月由周恩来营救出狱，于10月初回到延安。因此，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于1935年10月、1936年10月先后到达陕北者为24名。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贺子珍，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后在贵州境内遭遇敌机轰炸身负重伤，乘担架随军转战。
朱德与康克清在延安。康克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随朱德南下转战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党校党支部书记。1936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邓颖超，1934年10月，带病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三十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的情况所知不多，特别是她们分别与谁结为夫妻，更是不甚了解。
蔡畅和李富春：1923年，蔡畅和李富春在法国结婚。
邓颖超和周恩来：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
康克清和朱德：1929年，康克清和朱德在井冈山结婚。
贺子珍和毛泽东：贺子珍和毛泽东于1928年6月举行婚礼，地点是在江西永新县夏幽区澧田乡塘边村。
刘英和张闻天：1936年6月，刘英和张闻天在瓦窑堡（今陕西子长县）结婚。
刘群先和秦邦宪：1928年5月，刘群先和秦邦宪（博古）在苏联莫斯科结婚。
李坚真和邓振询：1935年，李坚真和邓振询在瓦窑堡（今陕西子长县）结婚。
李伯钊和杨尚昆：1929年，李伯钊和杨尚昆在苏联莫斯科结婚。
钱希钧和毛泽民：1926年，钱希钧和毛泽民在上海结婚。
陈慧清和邓发：1929年10月，陈慧清和邓发在香港结婚。
廖似光和何克全：1930年，廖似光和何克全在广州结婚。
谢飞和刘少奇：1935年12月，谢飞和刘少奇在瓦窑堡结婚。
周越华和贺诚：1928年秋，周越华和贺诚在上海结婚。
金维映和李维汉：1934年，金维映和李维汉在江西瑞金结婚。
王泉媛和王首道：长征途中，王泉媛和王首道在遵义经特批结婚。
李桂英和戴元怀：1931年，李桂英和戴元怀结婚。
危秀英和钟赤兵：1935年12月，危秀英和钟赤兵在瓦窑堡结婚。
谢小梅和罗明：1931年，谢小梅和罗明在厦门结婚。
钟月林和宋任穷：1935年12月12日，钟月林和宋任穷在瓦窑堡结婚。
吴富莲和刘晓：1933年7月，吴富莲和刘晓结婚。
杨厚珍和罗炳辉：1927年春，杨厚珍在赣州和罗炳辉结婚。
李建华和罗若遐：1934年8月，李建华和罗若遐在瑞金结婚。
曾玉和周子昆：1928年，曾玉和周子昆在井冈山结婚。
刘彩香和毕占云：1935年，刘彩香在长征途中的毛儿盖和毕占云结婚。
邱一涵和袁国平：1929年，邱一涵和袁国平结婚。
吴仲廉和曾日三：1930年6月，吴仲廉和曾日三在井冈山结婚。
李贞，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55年，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王定国，1933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四川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盘点30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
文章来源：人民网 2015-03-10
【编者按】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刻度，一个瞬间。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她们与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一部分女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长征；另一部分女红军却在战斗中、行军中倒下。女红军们巾帼不让须眉，她们像男人一样战斗，为部队筹来一担担粮食，救助一位位伤员，唱响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谱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身体过硬、会做群众工作，才可能随部队转移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有的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残酷的局面。就算是名单上的女人们，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关。
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条件恶劣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起，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等30名女红军和8万多中央红军一起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开始了长途跋涉。她们的行装很少，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红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红军长征途中一道别致的风景。
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有些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长征中，在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战线上，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妇女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师），当时成立时有2500余人，独立师师长为张琴秋。她们剃着光头，穿着军装，打着绑带，肩负着运输、筹粮、警卫后方机关等艰巨任务。她们不仅是一支出色的后勤部队，还是一支善战的战斗队。二过草地后，这支队伍只剩1000余人。
因为参加战斗，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人数一直在减少，妇女独立师也被缩编为妇女独立团。三大主力会师后，她们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最后仅剩300余人。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而红二方面军至少有１８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在其中。红２５军参加长征的是７名女护士，当时被誉为“七仙女”。
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中央红军长征女战士
最终只有24人到达陕北
文章来源： 搜狐网
2016-09-03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尊重妇女的价值。这不是出于怜爱，而是她们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在红星照耀之下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海伦·斯诺
80多年前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在浩浩荡荡的长征队伍里，活跃着一批红军女战士，她们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气概，走过万里征程，胜利到达陕北。
红军三个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有近2600名女红军，其中中央红军有32名，红二方面军有20多名，红四方面军有2500多名，红二十五军有7名，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幸存者仅有350余人!
女红军用女性特有的柔韧与苦难进行着殊死抗争，描绘了一幅幅悲壮的中国革命画卷。参加长征的32名中央女红军大都成为共和国妇女战线上的女杰！
这32位女红军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月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阚思颖、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萧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邱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实际上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为什么会有32名女红军参加长征呢？
原来有两名没有经过组织批准而是自己偷偷去的，一名是曾玉，另一名已无从考证了。
曾玉本来不在长征名单中，但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在出征的行列中时，竟挺着七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成为“编外”成员。因为是“编外”，她没有口粮，没有装备，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只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对丈夫发自内心的爱，紧紧跟随着大部队。曾玉的坚强和执着，深深打动了同路的女红军。蔡畅、邓颖超、贺子珍等人对她一路上照顾有加，匀一口饭给她吃，腾一个角落让她休息。既然已经走在一起了，就决不让她掉队!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需要符合中央内部规定的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是中共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
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
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
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当时共有100多名女红军拿到体检通知，但经过严格的检查，身体条件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
没有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人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妻子。
其实，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邓颖超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蔡畅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金维映是中革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陈慧清是中共闽粤省委书记，贺子珍是中革军委机要秘书。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势，这些女红军提出了一句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八块钱作为生活费。
“寄”, 在当时是一个最可怕的字眼。女战士们不怕险山恶水, 不怕饥寒疲劳, 就怕一个“
寄”字。
为了便于统一行动，红一方面军一出江西，便将女红军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和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她们自己照料自己。由于条件的限制，组织上没有给她们太多的照顾，她们的待遇和男红军毫无二致，只是有的人偶尔可能会骑几天马。
最令人感慨的是，在这32人中，还有一个“小脚女人”她就是红九军团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她克服了一切困难，最终到达了陕北，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
危秀英，是出了名的“小个子”却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
一次，邓六金发烧。一路上，危秀英将自己和邓六金的背包都背在身上，搀着极度虚弱的邓六金，还削了根棍子让她拄着。到了晚上，两个人依偎着紧靠半条毛毯取暖。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
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她们相互扶持，最终走完了长征路。
令人惋惜的是，32名女红军中，李桂英和阚思颖在中途因故留了下来。
李桂英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领导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1936年12月底，由于叛徒告密，游击队被敌包围。李桂英与阚思颖被敌人冲散，先后身负重伤，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幸被捕。
李桂英和阚思颖被俘后，始终坚贞不屈。李桂英任凭敌人逼供引诱，就是闭口不言，以至敌人误以为她是哑婆，最后被辗转关押，送至国民党重庆“反省院”。1937年9月，在中共中央的竭力营救下，她们才得以脱离虎口。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2名女红军中，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实际上只有30人走上了长征路。最终，只有24人胜利到达陕北。
（本帖文图资料：洪哥警影-新浪博客-收集汇编
2107-10-29）
巾帼英雄勇迈长征路，
红色女杰谱写传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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