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油画《湘江战役-1934》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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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湘江战役·1934》(2006-2010年)张庆涛作品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系列】
【作者张庆涛简介】
画家语:思考历史和传统,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从中获得切实的精神感受。将视觉和思想深度、民族气质、文化底蕴等元素结合,形成一种内在精神力量,使之贯注于视觉形象的真实性、生动性、深刻性,让军事历史题材作品产生令人震撼的力度。

油画《湘江战役·1934》(2006-2010年)张庆涛作品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战役虽然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后损失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跳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此战之所以能够保重红军主力部队渡过湘江,是因为红军指战员在作战中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英勇的献身精神,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此战之所以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损失,则主要是因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没有充分发挥红军的长处,部队在行动中仍要背负着"坛坛罐罐"行军,行动迟缓,战略战术指导上更是存在着严重错误。
湘江之战,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遭遇重大损失。8万6千红军官兵,牺牲和失踪约3万1千人,被俘约6千人。殿后的红八军团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军团六师18团和红五军团34师几乎全军覆灭。其余各部编制在湘江之战均只剩不足半数。官多兵少。红军大量缩编。自离开苏区突破历次封锁线,红军损失如下:第一道封锁线,损失3700余人;第二道封锁线,损失9700余人;第三道封锁线,损失8600余人;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湘江之战,共损失近38000人,而且主要是骨干作战部队。加上沿途红军征召的新兵,此时红军已不足30000人。湘江战役后,在全州旁边的湘江转弯处,红军尸体密密麻麻,一眼望去,湘江就是灰色的。林彪、彭德怀作为红军开路先锋的最高指挥官,为挽救整个中共和红军的命运功不可没,同时还有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
——上段文字摘自“百度百科”词条资料
《湘江·1934》局部10
张庆涛的“画室”在单位二楼的过厅里,其实就是四壁用旧展板围出的一块空间,墙上贴满了照片、草图、素描稿,凌乱悬挂着作实物道具的步枪马刀油灯斗笠,墙角堆着一堆80年前式样的破烂草鞋。宽大破旧的桌案上同样堆得满满的,资料档案、咖啡壶、吃了一半的面包、挤憋了的油画颜料桶、色彩斑驳的画笔刮刀……
在这间简陋的画室里,张庆涛说:“要画湘江!要画出中国革命壮烈宏大的悲剧性!悲剧不一定是史诗,但所有的史诗一定具有悲剧性!”他说着,攥紧拳头,两眼烁烁放光。
必须相信历史本身蕴含着巨大的悲剧性力量——我们常在一起说起这个话题——这悲剧性力量的史诗化展现,会使艺术超越功利性,摆脱浮躁虚华,弃绝琐细庸常,获得冰峰与坚钢一样的品质。杜甫的《北征》、吴伟业的叙事歌行,都是这样产生的。历史的悲剧性力量近乎神性,它冷冷考较着艺术家的良心与真诚,在它面前,要不就是望而却步,要不就是投注心血和生命,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画家张庆涛选择了后者。2004年,他就构思勾勒出了第一幅草图,当时的名字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迁移》。2006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张庆涛将这一选题进行了审报。他坚信:湘江战役不仅是红军长征中的一个重要战争环节,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段不可逾越的重大历史事件,必须以“画史”的形式呈现出来,昭示后人。其历史厚重感和视觉冲击力,也必须用巨幅油画才能充分表现。而他,愿意成为这一史诗的“传唱人”。这个想法,立刻得到工程小组的认可和支持。
紧张的创作,终于正式开始了。巨幅的白底色画布,像一扇巨大的时间之门。张庆涛“破门而入”,他看见了70多年前燃烧着的湘江,看见了红军这条遍体鳞伤、鲜血流淌的巨龙,看见了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看见了红军战士目光中的迷茫与期望、沮丧与坚韧、痛苦与顽强。历史的真实场景,其实常常是“无序”的。张庆涛要作的,就是把“无序”的真实历史,变成“有序”的艺术画面。一张张草图、一次次审稿、一回回修改、一个个人物和细节的安排……我曾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对创作高潮中的张庆涛进行了“私家录影”,彼时画家,面色苍白,精神亢奋,念念有词——
他说:
“这幅画,应该是表现同一时间、固定视域、复杂场景、宽大纵横空间和众多人物活动的场面。但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场面,构图上要凸显人物的强烈动态和紧张内心,要呈现重要历史节点上的人物特定角色和危急关头的场景气氛,要有惨淡经营的形式美感,要判断与定位真实物象与画面点、线、形、色的安排,使之占据恰当位置,相互呼应,达到历史的真实性和画面的完整性……”
他说:“构图的形式对于悲剧性内含的诗意表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坐在湘江边当年的渡江遗址上,久久的思索。终于,找到了我要的画面:视角几乎是从正面展开,人体构成不同形状的团块,与浮桥的斜线牵拉出一种紧张的动荡感,让这些大小远近纠结起伏的团块,在浮桥的波动中互相拥挤、碰撞、穿插,偏高的视平线,可看到远处岸边阴影中的渡口,在那里,延绵不断的红军渡江队伍正在历史的漩涡中涌动、挣扎……”
他说:“红军领袖人物的心理刻画与形体塑造,是历史的聚焦点,也是艺术的难点。要突破以往刻画革命领袖时的常例,把领袖人物斯此斯地最本真的心理状态展现出来。以我对这段历史的考察和感悟,就是要将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革军委七位主要领导人,置身于红军队伍艰难前行的队伍之中,置身于革命濒于溃退的危境之下,置身于同一错落的构图里,形成一种戏剧性冲突的矛盾漩涡。博古内心的充满痛苦,在无法接受的失败面前痛苦沮丧;李德的动作略显失态和木然;张闻天、王稼祥憔悴疲惫,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收敛了往日的勃郁豪情;周恩来面对混乱的渡江队伍满面怒容,神情间充满焦虑和悲愤;朱德手提冲锋枪,身体语言中透射出战场环境的紧张感、危急感。而毛泽东,同样行进在红军战士的行列中,此时,一缕乱裂的云光正照在他的脸上,他拖着病躯,拄着打狗棍,长发飘散,神色苍茫,充满对红军前景、对革命前途的极度忧虑和痛苦思索……”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面对《湘江——1934》,我没来由地总是想起杜甫这句诗。其实,完成历史悲剧性的史诗展现,对作画者绝对是一种折磨和考验。心境的沉重、体力的付出、被艺术创作激情燃烧后的兴奋与疲惫,一天深似一天地涂抹在张庆涛的脸上。我知道,这,就是艺术经典的创作状态,是一个艺术家难得的浴火重生之时。
画作完成当天,张庆涛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他对我说:“我面对的是一群为了主义、信仰而奋斗的人们,我为他们对信念的坚定执守而感动、而颤粟。它让我摆脱了俗世的喧闹纠结,去扣问无言的山水,寻找远逝的伟人,让我在寂寞中与这些伟大的灵魂对话,倾听他们在死亡面前对历史是非真伪的考论。在这悲剧性史诗画面中,透射出的理想之光、信仰之光、希望之光,在中国工农红军踉跄蹒跚的身影中,蕴藏着的是巨大而坚韧的力量。走过湘江,胜利的曙光也就开始升腾了。”
这一刻,我读出了他没有言明的心声:作为军旅画家,一生有机会“走进历史”、

湘江战役纪念园
1984年,著名随军老作家魏巍重走红军长征路时,来到界首光华铺红军烈士墓前,心潮澎湃,禁不住老泪横流……。回到北京后,老作家与聂荣臻元帅共同向国务院建议修建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以抚慰烈士英魂和教育革命后代。
园坐落于兴安县城西南1公里的狮子山,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由大型群雕、主碑、纪念馆组成。1996年6月,国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共同确定碑园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将其列为首批“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成为全国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旅游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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