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欧阳修的《归田录》书中“汝窑花觚”时写道：“柴氏窑色如天，
声如磬，世所稀有，得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
谁见柴窑色 天青雨过时。
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
粉翠胎金洁，华胰光暗滋，
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
其它典籍有关柴窑的记载
《格古要论·古窑器论》曹昭撰，该书成于明洪武年间，原著三卷，书中在论及柴窑时写道：“柴窑出北地，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
到明代中期，王佐对曹昭的《格古要论》进行了增补，章次也有所变更，
取名为《新格古要论》，全书共十三卷。书中论述柴窑，对曹昭洪武版的内容有所增改：“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
明代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中有云：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今不可多得。”
明张应文在其《清秘藏》中有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此必亲见，故论如是。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
明代谢肇淅《五杂俎》记载道：“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
明徐应秋在《玉芝堂谈荟》中，对柴窑的论述与谢肇制大致相同：“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壁同价。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不复见矣。”
明代谷应泰在天启年间刊行的《博物要览》记载：“昔人论窑器者,必曰
柴、汝、官、哥,柴则余未之见,且论制不一,有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薄磁,而《格古要论》云,柴窑足多黄土,何相悬也。”
明代人周履靖在《夷门广牍》中有记：“柴窑出北地,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
明张谦德《瓶花谱》对柴窑记曰：“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厥后有柴、汝、官、哥、定……等窑,而品类多矣。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
明代记载柴窑的典籍还有：高谦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但所记与谷应泰的《博物要览》相同；此外，还有田之蘅的《留青日札》。
清代梁同书在其所撰的《古窑器考》中记曰：“柴窑，后周柴世宗所烧，以其姓柴故名。后周都汴，出北地河南郑州，其地本宜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唐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足多粗黄土，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
清代朱琰《陶说》亦称：“后周柴窑,柴世宗时所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
清无名氏《南窑笔记》载：“柴窑,周武德年间宝库火，玻璃、玛瑙、诸金
石,烧结一处,因令作釉。其釉色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妙四，如造于汝州，瓷值千金。”
清宣统时期程村居士在《柴窑考证》中记载：“故言瓷，皆自柴、汝、官、哥、定始，汝、官、哥、定虽亦不多见，然世间尚存者，至柴器则珍逾星凤矣。谚云，柴窑片瓦值千金，极言其难得可贵也，考柴窑，乃后周显德初年所烧窑，在河南郑州，以世宗姓柴故名，然当时只称御窑，至宋始以柴窑别之，其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沙泥为坯，足露黄土，滋润细媚，色异制精，为古来诸窑之冠，非后人所能伪为。”在说到柴窑的价值时，程村居士更如是说：“按柴瓷，实为吾国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较之宋均其贵重奚啻倍蓰！”
清代记载柴窑的文献还有：刘廷玑的《在园杂志》、赵延灿的《南村随笔》、唐铨衡的《文房肆考》、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等。
此外，《清高宗御制咏瓷诗》中，有四首咏柴窑的诗：
《咏柴窑碗》
“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笺》遗。土性承足在，铜非钳口为。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未若永宣巧，龙艘落叶斯。”
《咏柴窑碗》
“治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镜明纸薄见诚罕，足土铜口藏尚皆。内府数枚分甲乙，《夷门广牍》类边涯。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真事实谐。”
《咏柴窑枕》
“《遵生》称未见，安卧此何来？大辂椎轮溯，春天明镜开。荐床犹蟹爪，藉席是龙材。古望兴遐想，宵衣得好陪。坚贞成秘赏，苦窳漫嫌猜。越器龟蒙咏，方斯信久哉。”
《咏柴窑如意枕》
“过雨天青色，《八笺》早注明。睡醒总如意，流石漫相评。晏起吾原戒，华祛此最清。陶人具深喻，厝火积薪成。”
民国时期，赵汝珍《古董辨疑》称：“柴窑真器今日绝不易得，瓷器以秘色为最古，次则为柴窑，而柴窑之特点四，薄如纸为四特点之一，此尽人所知者夫。近代厚如盆之康乾瓷器已极不易得，而谓薄如纸一碰即破之，柴器尚能存至今日乎。后周柴世宗当国甚暂，所烧瓷器原即有限，而佳者尤微，在宋时已极难得。”
民国刘子芬《竹园陶说》有对柴窑的记载：“唐始尚窑器，柴周以后，降及宋世，柴、汝、官、哥、定、龙泉、均州、建安等各窑竞出。”又记：“古窑以柴、汝最重，官、定次之，历岁已久，流传绝少，柴窑之器，世不经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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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扣银扣瓷器问题。瓷器的镶金包银有两种说法。一是所谓的器口有芒，要包以金银；二是瓷器珍贵，要贵上加贵，镶以金银。笔者的观点是后者。这就像和田玉器件还经常包金包银一样，美人穿金戴银一样。瓷器的镶金包银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
最早记载瓷器镶金包银的典籍是《十国春秋》。此书成于清康熙八年（1669），著者吴任臣，记载的是五代、两宋时期的各种杂史。书中记载：“清泰二年---九月，王贡唐---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清泰二年即公元933年，属后唐。唐代盛行金银器，精美的秘色瓷再镶上金边，自然富丽堂皇。作为贡品，这是再好不过了。《吴越备史》记载：“王自国初供奉之数，无复文案，今不得而书。惟太祖太宗两朝入贡，记之颇备，谓之《供奉录》，今取其大者，如---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宋初，吴越国仍向宋朝廷供奉镶金包银的瓷器。《宋会要》有三处记载了进贡镶金瓷器，一是开宝六年，两浙节度使钱惟浚又进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二是太平兴国二年，俶进金扣瓷器二百事。三是太平兴国三年，俶进金扣瓷器百五十事。以上文献足以证明，凡金棱金扣瓷器均是当时的皇家用器，从五代的后唐到宋初的太宗年间，皇家使用了大量的镶金包银瓷器。瓷器镶金包银应是唐朝崇尚金银器的余风。
由此应该判定，处在晚唐之后宋朝之前的属于五代的后周柴姓皇家也使用了金扣银包的瓷器。这一点，清乾隆皇帝已做了诗证。乾隆的《咏柴窑碗》说：“冶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镜明纸薄见称罕，足土口铜藏尚皆。---”古时，铜金是不分的，乾隆作诗，就喜欢把金称为铜。在另一首乾隆的《咏柴窑碗》诗里，乾隆做了注释：“旧瓷多有以铜箝口者”。乾隆这样说，是否说明金扣金棱瓷器不珍贵呢？恰恰相反。乾隆在他的《咏定窑小盂》诗里，就说出了真情：“尔时虽是厌光芒，不及官窑用庙堂。岁久光芒销以尽，希珍今亦口金镶。”“希珍”才镶以金口，号称十全皇帝的乾隆都这样说，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乾隆很有历史观，他并不神话柴窑瓷，他认为“冶自柴周遂号柴”，并不是柴皇帝想烧什么颜色的瓷就烧出了什么颜色的瓷，所谓的柴窑只不过是在他的任期间生产的瓷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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