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品尝春运的味道

陈林森

我退休后，做过短时间的“北漂”，其间经历了我的第一次春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民工潮、学生流、旅游热等的推动，催生了“春运”这种中国特色的交通现象。但最初的一些年，我一直没有与之遭遇，直到2009年，我才第一次品尝了春运的味道。

首先是“一票难求”。那时必须到火车站或专门的售票点购买车票，不像现在可以在手机上轻松搞定。我曾在公司附近的代售点排过两次队，都买不到座位票（遑论卧铺票）。我请托在北京工作的学生小查，正好我们计划回江西的日子相同（1月17日，腊月二十二）。第一次小查到北京西站排队没买到卧铺票，就托部队上的一个朋友，朋友说要到16号才有消息。13号小查又到西站去排队，冒着严寒，从凌晨4点到上午9点，排了5个小时的队，才买到两张临客的硬座票。当时想如果有更好的票，这两张票就转手。但直到17号上午，朋友才告知，没搞到卧铺票。

回家过年总有点行李，挤地铁麻烦，我只得联系在机关工作的学生小尹，请他开车来接我去车站。这天是星期六，小尹正好没有其他安排，下午在单位等他。由于堵车，直到下午五点半才到我处，从西城区到天通苑，路上用了两个多小时。在尹处吃了晚饭，晚上交通状况有所改善，九点多钟便往北京西站开，没用半个小时，便和小查会合，拿到了北京开往南昌的1907次车票，开车时间23点10分。那时的票价相当便宜，北京至九江只要81元。

当我们来到候车厅时，这趟车的旅客都提前上车了。我们一到就检票，但上了车门，却挤不进去。车厢里果然摩肩继踵，人满为患，再加上行李堵塞，乘客穿着臃肿，找不到位置的人逆向移动，加剧了车厢内的拥堵。我身前一个北方人模样的大汉拉着庞大的行李箱，卡在通道上，前面还有别人的行李进退两难。我说我得往前找座位。大汉说：我也有座位。后来这位大汉硬是把大箱子双手举起来，才勉强通过。他穿着棉大衣，浑身直冒热气。我俩趁机挤上前，还好我们是从尾数票一边的车门上来的，所以只挤过三排座位就找到了位子。这时，坐在我们位子上的两个年轻人很自觉地站起来让出了座。我们把行李放到座位下，好不容易挤进去坐下了，那两个年轻人只好很为难地站着。折腾了好一阵，火车才开动。也许由于“各得其所”，也许由于行李都安置停当了，开车前拥挤的局面稍有缓和。我观察了一下，大约有一半旅客没有座位，定员118，整个车厢大概装了200人。行李架上重重叠叠，形形色色的箱包杂物，直抵天花板。这个时候乘客主体应是农民工，但我的周围很多大学生。他们有的谈论着高雅的话题，有的在拥挤中不忘卿卿我我。夜深了，居然有一位“武林高手”，仰面躺在三人座顶部狭窄的椅脊上，只有几厘米的宽度，成为他的临时“卧榻”，头朝车窗一边，一只手抓住行李架，以保持身体平衡。车厢里有暖气，实际上如果没有暖气也不会冷，这么多人身上散发的热气，足以互相取暖。凌晨户外气温超低，窗玻璃上凝结成细细的水流。天亮后，随着太阳的升起，纬度的减少，气温逐渐升高，窗玻璃上的水流、水珠也渐渐消失。

晚上列车经过的地区主要是河北、山东、河南，白天主要经过安徽、湖北。由北到南，可以看到绿色渐渐增多，地形地貌也在发生变化。安徽平原较多，鄂东就有点像江西的地形了，开始出现高山丘壑，出现梯田和隧道。

我的学生小查是个好人，他对开头占了座位的一个青年多次礼让，说是你坐一下，换我站一会。那青年不肯接受。小查说，我不是把座位让给你，而是让你换一换，双方的腿脚都能活动一下。那个青年还是在校大学生，在内蒙古上大学，到北京女友上学的地方玩了两天，再到山东老家过年。我们对面坐的一对青年夫妇是江西抚州人，在廊坊工作，从事手机行业，谈到当时的廊坊治安欠佳，吃黑饭的人多，经常发生“碰瓷”的案子，不花几百元钱脱不了身。

临客不仅是人多拥挤，而且服务不到位。一个原因是人多，车厢里乘务员没法通过，有的服务不到位。另一个原因是服务人员少，有的服务项目说了也不兑现。比如广播，上车的时候说，为了避免妨碍旅客休息，停开广播，到早上6点钟再恢复，但到了6点钟后，只响一会儿就再没开了。列车到站，也没有人招呼，都得旅客自己留意。特别是车到聊城时，车门没有人打开，本应到站的旅客没能下车，只好到下一站下车，再想办法坐汽车走回头路。从晚上到第二天上午，一直没有开水供应，我们快到中午才喝上水。由于临客一路基本上只下不上（当时售票优先长途旅客），车过山东荷泽以后，没买到座位的乘客基本上都能安坐，上厕所虽然要排队，但可以解决问题了。火车提前到了九江，有亲友接站，整个旅程总体上还是顺利的。我想，我这次春运之旅肯定不是最难堪的旅行，列车的服务也不是最糟的。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后来也有春节期间跨省的旅行，但因有提前网上购票的措施，加上子女先后有了车，再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春运”。我想，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高铁、动车的推广，服务措施的改进，等等，如今的春运情况自然逐渐改善，不会再那么谈之色变了。（原载2024年1月21日《九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