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亮生《用数学思维观察中国传统文化》一书的

主要观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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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林森

二五、中国古代文化不能产生形式逻辑思维的重要原因是古代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并不缺乏有大智慧的人，加之中国历史悠久，为什么就没有人完整地发掘隐含在人们普通言论中的“形式逻辑学”来呢？那就是以孔子、董仲舒、朱熹为代表的在汉代以后被奉为社会主流人物，其智慧只用在设计和维护社会秩序这两个领域，严密的逻辑思维不仅不是必需的，而且还是有害的。因为那些翻来覆去都有理的“学问”对专制统治有利，而“不论什么人，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学问对专制统治则是不利的。在话语权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时，统治者会毫不犹豫地将后者屏蔽掉并加以压抑。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在古代思想家的浮想联翩中，有时也能出现闪亮的东西，有的也能发现萌芽状态的逻辑思维，如《庄子》中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包含了微积分中极限概念的思想萌芽，但萌芽毕竟不是大树，微积分和极限理论终究与中国无关。

二六、《易经》是一种文化现象，值得今人研究。《易经》在中国流传了至少三千年，且享有“百经之首”的崇高地位，这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在不迷信、不拔高的前提下，研读《易经》也不无所获。有些出自前人之手的语句，至今仍然闪耀着迷人的光彩。例如《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古色古香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魅力，令今人所说的“要不断进取”“要对人宽容”之类大白话在它面前黯然失色。《易经》中还有少数警句或词汇流传到今天，如“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群龙无首”“不速之客”“谦谦君子”……

二七、中国有一种怪逻辑：早的就是好的（也就是“越早越好”的意思）。换句话来说，就是中国有一种“厚古薄今”的思想传统。作者举了历史研究的例子。顾颉刚曾说，中国人的历史，“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例如在周代，人们认为最早的古人是夏朝的禹；孔子时代，就有了更早的虞代的尧、舜；战国时代，就有了黄帝和神农；更晚的秦代，有了三皇五帝；及至汉代，又“发现”了盘古。中国的这种怪逻辑（也可以叫“集体无意识”）在中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也影响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判断。不管有没有道理，古代的总是好的。就像有的老百姓说的：“上了书的总是对的。”《淮南子》中就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二八、阴阳学说中的阴、阳不能构成哲学上的一对矛盾范畴（即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有以下理由：第一，阴阳学说中阴、阳这一对概念确切的含义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阴阳既代表两种不同的、对立的概念，也代表事物内部两种不同的、对立的属性。另外，阴阳还代表相对、相依的关系。但这一对概念的含义太抽象、太广泛了，以至阴阳成为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第二，阴阳学说把世界上的事物在本质上的相对性和非本质上的相对性不加区别。例如人类的男与女是本质性的相对，而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则是非本质性的相对。第三，用阴阳学说来解释客观事物时，常常需要不断地改变概念的含义。例如“天地”这对阴阳，如果不改变天就是阳、地就是阴的规定，那么，什么“天中有地、地中有天”（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就无法解释。第四，阴阳学说中的典型例子之一是日和月，但它们并不属于一对事实上的矛盾体。日是恒星，月是行星地球的一个卫星，二者构不成一对现实的“矛盾”。（日和地，地和月，才构成一对矛盾。）如果说矛盾双方是相互依存的，说月亮依存于太阳问题不大，而太阳依存于月亮又怎么解释呢？

二九、五行学说的荒谬性。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既是构成万物的五个基本元素，也代表五种不同的属性；认为金、木、水、火、土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五行学说认为这五个元素在天形成金、木、水、火、土五星，在地形成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在人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德，等等。这种对应明显是一种比附法。况且我们知道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古代科技落后，没有观察到这么多，但也说明这种将不同性质的事物之间的“比附法”具有先天的荒谬性。将自然界的事物与人类的道德进行比附，在上文早已分析，就更不可取。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在现实中常常会遇到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步。例如“五行说”认为木克土，可是木头在土中会腐烂，它与木克土正好相反。五行说经过阴阳家邹衍的发挥，产生了“五行历史学说”，成为王朝更替的理论根据，例如秦始皇根据五行说，证明“秦水胜周火”符合五行，因而用来说明新王朝的执政合法性。这其实是先设定一个理论“框框”，然后把需要的东西往里面套，看起来每个朝代更替都与之相符，但其实都是“套”出来的结果。要言之，五行学说的漏洞百出，乃是因为世界根本不是由五行构成的，其矛盾与荒谬是先天的，内在的，不可消弭的。正因为世界不是由五行组成的，因此，五行学说的荒谬性还表现在机械划分上，古人采用削足适履的方法，生硬地将许多事物分为五类，以便与五行说相配合：例如五脏六腑的五脏，五音不全的五音，五谷不分的五谷，五毒俱全的五毒，五味杂陈的五味，五彩缤纷的五色，等等。事实上以上各种事物，多数不只五类，如五味——酸甜苦辛咸，其实现实生活中还有麻，辣，鲜等。五色（青红黄白黑）更不能概括现实世界万紫千红的各种缤纷色彩。

三十、孔子的核心思想是礼。孔子的思想论述最多的是仁和礼。作者引用孔子的话来证明，礼在仁之上，仁要服从礼，并且服务于礼。作者表示反对孔子主张的礼。因为孔子所说的礼是周礼，周礼是一套极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是贵贱等级制，这套礼对人们的衣、食、住、行、乐、死、葬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些等级森严的繁文缛节，令人动辄得咎。例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是古人舞蹈奏乐的行列。八个人为一行，这就叫一佾。八佾是八行共六十四人，这种礼仪，按周礼只有天子能用。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老百姓则无佾。孔子认为，季氏在自家庭院里用只有天子才可用的规模来奏乐舞蹈，如果这件事能够容忍，那还有什么不能容忍？周礼是周公旦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而制定的社会行为准则，是等级极其森严的社会中的等级秩序。

三一、孔子言论中常常出现概念不明确的现象。例如对“仁”的解释就很不一致。一会儿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就是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就是仁的根本；一会儿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能推己及人是仁；一会儿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恢复周礼就是仁；一会儿说仁的具体标准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说，一切按照礼的需要和规定去从事活动就是仁；一会儿说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凡事不要强加于人就是仁；一会儿说仁就是“爱人”；等等。对礼的概念同样是不明确的。不但如此，有些解释还是彼此冲突的，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的“仁”与“克己复礼为仁”中的“仁”就是针锋相对的。前者主张应当给人们更多的自由，后者主张约束老百姓的自由用以恢复等级制度森严的周礼。

三二、孔子儒学思想的消极影响不可忽视。作者认为孔子儒学有积极的一面，但其消极影响不可忽视。作者首先论证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思想是不以突破前人思想为目标，而以诠释前人思想为常态。他们论理的模式是：某某说某某，所以某某，比如孔子说某某，所以某某；但不考虑前人说的话是否正确，前人的言论是否在此次讨论的适用范围。作者认为孔子思想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束缚人的独立思想；第二，抑制其他学科的发展。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读书人举国学习孔孟之道，将文化人的前途与孔孟之道挂钩，除了儒学，其他学问都不学，包括经济、科学、艺术，使得中国人的智慧都投入到政治、道德的学问上，而投入科学研究的人寥若晨星，科技成果凤毛麟角。当然这是历代统治者引导的结果，不能全怪孔子本人。笔者认为对儒学思想的消极影响分析不够全面，与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所占的分量不够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