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易水寒

今天又和过去的同事聚会，勾起了对原单位《中国财富》杂志社的回忆。想起过去大家在一起和衷共济，一起拼命打造一本市场、股东都尽可能满意的杂志的那段日子，心理特别不是滋味。套用老舍《茶馆》中常四爷的那句话，我想说：

“我爱《中国财富》，我怕它完了。我爱它可谁他妈爱我啊？！”

从最早老潘找我说要办一本《中国财富》，到我正式到《中国财富》上班，时间竟然用了七个月，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考虑过一份工作。到我正式到《中国财富》上班的时候，我想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还清楚的记得老潘兴致冲冲的把我拉到美编室，将刚刚制作好的那期《审计足球》的封面报道打开指给我看时那一脸踌躇满志的神情。从他兴奋的脸上我读懂了老潘到底要把这份杂志办成一个什么样的财经媒体，我想我能够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经验和方法”是什么，应该怎样挖掘。以我在咨询公司的经验，我认为这是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向。总之，这份杂志能成！我当时确如是想。

应该说我到杂志社的前半段日子还是相当惬意的。

每个月为了选题大家争吵，一旦确定下来便开始把每个人应该干的工作干好。当时的杂志社有尹春洋，一个有丰富的市场调研经验、极好的口才的兄弟，尽管后来出来单干，但是听到杂志社停刊的消息，依旧未免唏嘘。还有有着证券公司操盘手背景，同时在清华攻读MBA的关悦，尽管后来离去，但是大家都承认，她的技术实力和分析能力都是一流的。还有张一星，对杂志狂热得痴情的男孩，邹瑞霞，一个兢兢业业，用心刻苦的女孩……后来天行健也调入了编辑部，又加盟了金宏伟、张本盛、周宇以及几位任劳任怨的实习记者，这个集体充满了激情和活力。我们这帮人陆续创造了《超越日本》、《经济学家泡沫》、《海航凭什么不破产》、《洗脑》、《一个合资时代的终结》、《盛兴崩盘》等等一系列的封面选题，至今我仍旧坚信，这些选题即便是拿到任何一本现在市场上数一数二的财经管理类媒体，都是非常优秀的封面报道。

一切都从基金会渗透进《中国财富》开始，好像道路开始偏离的预订的方向。

记得刚刚到《中国财富》不久，我就建议潘发，杂志要想发展，需要活动的扶持。为此，我请了一位长于策划的朋友老马，他是中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策划人，也是澳洲中医药论坛的策划和执行人。我们准备联手举办“中国财富论坛”。当时，杂志社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我们还在前期访问了联合国IBF组织、美国华尔街的几家公司和中国对外友协、欧美同学会和欧美同学基金会，他们都希望能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可惜最后汇报到中国扶贫基金会，也是杂志的上级主管单位的时候，却遭到了阻挠，理由是“还不到时候”。

从基金会回来，老马给我说：“这些人太精明，不是好事。弄不好会窝里反。”以老马50多岁的经验，没想到对杂志来说却是一语成谶。不久，基金会就以解决发行问题为借口，将刘文奎调入杂志社。于是，《中国财富》便陷入了一场你争我夺的高层权利斗争中。

我不想描述那段日子。因为这中间有太多的尴尬和猫腻，关系到有关人员的隐私和面子。但是我确实要批评一下老潘，因为是他把我带到这个集体。老潘的管理方法属于大而化之，什么事情他好像都不太放在心上，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对于他来说，最关心的是内容。当然，这也仅仅是站在我的角度的揣摩，也许他的真实想法并非如此。但是，正是由于管理上的漏洞，导致在权利的角逐中，这个哥们一败涂地。至今赔偿金还没有拿到，同情的同时，确实也觉得他有点可气。

在刘文奎介入杂志社“加强管理”之前，《中国财富》这本创办了仅仅一年的杂志，连续数月每月广告回款持续稳定在17万多。而自从2005年8月刘文奎介入后，因为权力之争，广告收入一落千丈，直至广告部人心散乱。在基金会借一次开会迟到将广告总监杨恩宽开除之后，这个老杨一手带起来的坚强的广告队伍，一下子溃不成军。尽管在刘文奎的努力下，发行部门稍有起色，但是市场占有率却下来了，免费赠送的少了、网站上的宣传少了，再加上广告部的散漫，杂志的知名度持续下降，收入更是一落千丈。

更残酷得还在后头。时间跨过了2006年，基金会招呼大家开会，这是个集体会议，会议上我们得知：《中国财富》要改版了。而且要改成一种我们最担心得形式，我们形容它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会刊”。用基金会原秘书长何道锋的话说，是要改成“以报道财富分配为主要方向的媒体”。《中国财富》报道财富分配本无可厚非，但是关键是要怎么做，难道我们就做成一本专门刊登“好人好事”的《故事会》？记得一次在基金会开会，我直截了当的把上述担心阐述出来，何道锋很愤怒的说：“我就不信这本杂志一定成为好人好事，成为故事会。我们等上10年20年你再看！！！”

他肯定把我的话理解错了，把我的担心当成了诅咒。可惜，无论是担心还是诅咒，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等不到10年20年了。

如果仅仅是保留原《中国财富》精品栏目，再整合扶贫基金会的相关资源，拿到中国扶贫、民生问题的一手新闻，这本杂志仍旧是一本好看的杂志。因此，当基金会最终把潘发闪电出局之后，我们这帮仍旧对《中国财富》抱有感情的同仁，竟然一个都没有走。虽然这些人都是老潘从各个不同渠道挖来的，有着哥们般的情感，但是，《中国财富》就像我们亲自分娩抚育出来的孩子，舍不得弃他而去。在这一点上，至少我和老天每次聊起来心理都觉得不是滋味。尽管大家都没说，但是我们仍旧觉得有些对不起老潘。

可惜，我们太幼稚了。基金会这时候已经不再是想做一本刊物，而是要用这本刊去市场上圈钱。这个心态，从李立的介入，一下子明朗了起来。

在基金会，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李立。这是个急功近利的人。每次听到他满怀激情在我们面前唱起空洞的高调的时候，我就越发强烈的感觉到这一点。在最后杂志解散的时候，据称他竟然对广告部门的一个女孩大叫：“一个离职的员工找原单位要钱（应得的离职补偿）是可耻的！”唉——素质啊，素质！！

何道锋把李立塞入《中国财富》的目的，就是要借助李立的策划能力，通过举办“中国财富论坛”，让杂志快速盈利，从市场上大赚一笔。

而李立的条件是，杂志的内容必须为活动服务。

在中国古汉语的语境里，对这种心态有很多非常到位的描述：饮鸩止渴、竭泽而渔……

而此时的刘文奎，因为已经在杂志社工作了半年多，对杂志的理解已经相对到位，因此，在那段日子，他成为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安全伞，对此，我至今仍非常感激。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握媒体运作的主要核心，这不仅仅是一种能力，同时也包含着对这份媒体的热爱。我们仍希望在这次的角逐中，刘文奎能够获胜，《中国财富》还能够有一线生机。

但是最终，我们发现我们被愚弄了。

这被愚弄的感觉，就从何道峰请席文举来中国财富举办了两次讲座开始。在讲了一大堆看似有道理但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废话”之后，他要求我们杂志社要像办都市报一样，每个记者每天要完成采访一篇稿件的工作量……

这简直是拿我们这些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媒体编辑记者的智慧开玩笑。你懂不懂杂志？

在何道锋每次开会口口声声告诉我们他通过两年的旁观终于懂得了杂志之后，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证实，他对此一窍不通。这本杂志落在一个根本对杂志一窍不通的人手里，后果如何，不难想象。

然后他就告诫我们杂志一定会有希望，还记得那天用了一个下午宣讲杂志今后的发展方向，还记得那份称得上经典的PPT，还记得他斩钉截铁的说杂志一定不会成为活动的附属刊物，让我们大家安心努力工作。

再然后大约一个星期，就在我们都拼命为下一期的稿件忙着采访、撰稿，不可开交的那个星期一，早上一到单位，我们被告知：杂志停刊，所有人遣散……

我们受到了愚弄，而我们却付出真心。记得何道锋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评价我们：“说你们把杂志办的不好吧，怕你们接受不了。说你们办的好吧，你们确实办的不怎么样。”

《中国财富》到底办的怎样？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评价，但是我们确实一直努力，追求一种国际大刊的风格。在编辑部，天行健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文章应该怎样写，大家心理有数，因为版权页上印着你们的名字。”

不管怎样，我们一直在努力！

不管怎样，我们仍旧一直期盼杂志能重新辉煌，毕竟这是我们努力并且快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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