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当年送青年学者赴国外留学

         赵俊臣

1991年——1999年，国际基金无偿援助中国第一个大型扶贫项目“中国云南省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与推广项目”（简称“云南扶贫项目”、“YUN项目”）实施，我所在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作为5个技术支持单位，我作为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了项目全过程，后期承担了项目的理论总结。项目过去了30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项目实施的三大目的，即在省内一些贫困地区试验新的扶贫理念与模式，提高扶贫机构的能力，培训扶贫人才，圆满实现。其中，我和我所在的研究所受益最多的是送青年学者赴国外留学，现在回忆起来感概颇多。

一、真正的“授人以渔”

在准备项目建议书时，国际基金官员对我们申请的培训经费较少很不满意，待项目建议书批下来后，我们看到培训经费占到总经费的30%多，都不甚理解。我们当时的想法，扶贫就应该多列帮助农民的硬件项目。国际基金官员孟泽思先生（瑞士人）告诉我们，国际基金资助的钱不是很多，主要是试验示范，为此就必须多安排培训等软件建设项目。他所指的软件项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培训贫困者，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另一类是培养能帮助贫困者的青年学者，途径是到国外深造、学习国际上先进的农村发展理念等，待他们成长起来后，就会寻找更多的钱帮助贫困者，还会替代现在帮助中国的国际专家。

当时，包括我们研究所在内的云南省的省级科研和高校的青年学者，英语大都不过关。为了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国际基金资助云南民族大学外语系举办英语补习班，对青年学者进行强化训练，谁先过关就先安排谁出国留学。

可喜的是，云南利用这个项目先后送出去留学的达70余个，全部学成回国，成为各单位科研与教学的骨干，多数还成为国际组织援华农村发展项目的咨询、培训、评估专家，替代了不懂中文、不太了解中国国情的国际专家。如我的好几个同事曾出任香港乐施会昆明办公室的兼职官员；郑宝华曾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发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英国政府、德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新西兰政府、香港乐施会等国际组织和政府的援华项目的顾问。

1994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署（IDRC）援助中国的农村发展项目需要对中方项目官员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方法的培训，原来准备从国际上聘请培训专家。后来国际基金项目官员举荐我和我的同事承担培训。IDRC官员将信将疑，派了一个高级顾问访问我所，考察结论认为完全可以胜任IDRC的培训要求。结果该次培训如期于1995年1月12日——17日在贵阳花溪贵州省农科院举行，来自IDRC资助中国的近23个项目的负责官员及好几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包括北京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中国林科院等著名院校的教授，也兴致勃勃地参加学习。

二、青年学者赴外留学的若干细节

作为项目技术支持单位，我们研究所是接受培训的单位之一，没有名额限制，只要外语考试过关都可以随时出国留学。我当时的感觉是“天上掉馅饼”，号召所里年轻人积极报名，当然也欢迎其他研究所符合条件的青年学者利用我们所的名额报名。

接受留学的学校主要在亚洲，菲律宾首选，而留学菲律宾需要公证担保，当时云南省内的公证处需要单位领导签字再给予担保。我对几个赴菲律宾大学留学的青年学者说，你们学成若在国外谋职不回来，我也只好承担责任了。幸运的是，当时所有受国际基金资助的留学生学成全部归国。过了几年谈起这件事，国际基金官员告诉我，当时他们给相关国家与国际机构打过招呼，强调他们资助的中国云南省这几批留学生是定向培养，学成后必须回中国服务，不建议他们在国际谋职。

国际基金提供给每个学生的奖学金相对宽裕，足够年轻学者使用，有的还可以带着老婆孩子陪读。我的同事赵鸭桥去菲律宾大学留学，就带着他的妻子陪读，使陪读的妻子的英语水平大大提升。据讲，云南省林业厅李纯的妻子孩子陪读，结果孩子的英语比爸爸学的快，3岁多的儿子不到3个月便可以用英语和外国小朋友“吵架”。

这些赴国外留学的青年学者还是不容易的。我当时有幸随团考察菲律宾社会林业，恰逢我们研究所的郑宝华、赵鸭桥在菲律宾大学留学，听说他们有次回国时买的上午的飞机从马尼拉起飞，头天郑宝华从碧瑶分校赶往200多公里的马尼拉，分管他们研究生的官员不同意他在马尼拉住酒店，只好连夜乘公交车几十公里去赵鸭桥处，到时已近黎明，稍事休息，然后两人再赶往马尼拉国际机场。我很感慨留学生的艰辛。

我的同事左停是云南省最早获得留学资格的青年学者，从赴菲律宾大学学成归来后，接待他的导师来中国云南访问。他们一行到大理考察走到半路时，接到家里通知，导师已被任命为菲律宾政府内阁环境部副部长，让他尽快回去赴任，访问中国云南仅仅和我进行过一场座谈，便遗憾地结束了行程。

我的同事吴璟接到出国留学通知时，正在滇东北昭通农村支农，当时带队的工作队长为云南省商业厅副厅长普贵来，以支农比留学重要为由不批准她请假。怎样才能“说服”这个厅级官员？我到省委组织部向分管支农的干部教育处处长陈述，说明获得出国留学机会、培养青年学者的大局需要，获得赞同，才让吴璟从支农点撤回。后来听说那个普贵来副厅长因经济问题被判刑。

有一个其他研究所的青年女学者，要求利用我们研究所的名额到国外留学，我欣然同意，帮她寻找好了国外大学和导师，但是由于她的家庭内部问题没有成行，甚为遗憾。

三、不怕影响本所研究工作

我们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凡是英语过关者全部出国留学，那么影响科研工作怎办？我当时采取了四个措施来解决：一是诚恳邀请其他科研机构研究人员、高校教师和省市党政机关的官员协作。特别是党政机关人员具有索取统计数据资料方便的优势；二是他们有的由于在省领导身边工作，对领导意图把握的准确，也有利于完成的成果较快进入党政领导决策；三是邀请拟调研地市县党委和政府的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和党校的教师协作，由于调研地点是他们工作的地方，还免去了开介绍信的麻烦；四是对予需要填写的数量较多的问卷表，先后聘请西南林业大学经管学院和云南民族大学经管学院的大四和硕士研究生，让他们利用寒暑假回自己老家进行，当然要事先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