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农村发展学发展综述

         原载 戴世平、郑晓云主编：2003-2004云南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4月版；

   又载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网2012-11-28；

                  赵俊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首先从农村土地制度开始的改革，迎来了农村发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春天。云南省农村发展学界及有关部门关注农村发展的有志之士，积极投身于农村发展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成果。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大量接受国际组织无偿援助农村发展项目并通过送出国培养出的近百位青年农村发展学者攻读硕士、博士先后归国，云南农村发展学在农村扶贫、农村社区发展，参与式监测评估、社区（会）林业、性别分析、民族传统知识挖掘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同类研究的前列，不少专家学者被国际组织聘为援华农村发展项目的咨询、培训与监测评估专家。

 

     一、云南农村发展学的发展历程

 

    农村发展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村发展学是包括农村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和农村生态环境学三个一级学科。农村经济学可以分为农业经济学、农村土地制度学、农业产业学、农村金融学、农产品贸易学、农村市场学等等；而农业产业学可以分为粮食经济学、林业经济学、畜牧经济学、渔业经济学、烟草经济学、茶叶经济学等等。农村社会学可以分为农村组织学、农村社区学、农村婚姻学、性别分析学、农村卫生保健学、农村社会保障学、农村宗教学、农村民族学、农村家族学等。农村生态环境学可以分为森林与保护区管理学、社区（会）林业学、流域治理学、绿色食品学、能源替代学等。狭义的农村发展学特指农村经济学。本综述以农村经济学为主，兼及农村社会学和农林生态环境学的学科。

 

    改革开放以前，同全国一样，云南省内并未出现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农村发展学。那时，占统治地位的是原苏联教条的、窒息活力的以计划经济为指导的中文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其它有关农村发展的学说均被视为异端邪说而被排斥。从这个意义上说，云南乃至全国在改革开放前并没有农村发展学。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之后以安徽省、四川省农民自发进行的耕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和取得的巨大成效，急需包括云南省在内的全国有志学者进行合理性说明和理论性总结概括。虽然云南省农村改革的实践约落后于安徽、四川3---4年，到1982年后才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之前已有学者对这一农民的创举进行了研讨和理论说明，为全省的推广普及起到了舆论宣传和思想解放、观念指导的作用。

 

    整个20世纪80年代，云南农村发展学主要围绕山区开发与扶贫、农业发展战略和粮食生产三大方面而展开的。这是符合理论适应实践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的。山区开发与扶贫是云南省的省情所决定的。云南省内96％是山区，而且各地山区差异很大，立体气候明显，山区人民在长期“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基本上没有发展机会，大都处于贫困状态，客观上存在着通过科学开发而脱贫致富的问题；云南省是一个边疆、民族、山区的农业大省，如何通过加快发展解决城乡二元经济问题并为工业提供加工农产品材料等，迫切需要一个战略性、长瞻性和客观性的规划；至于粮食，更是当时云南国民经济的制约“瓶颈”，为弥补缺口不得不大量从省外调粮，一旦调不进粮食全省就要挨饿，这与云南省内丰富的光、热、水、土条件极不适应。正是三大方面的实践需求，才促使了农村发展学研究的繁荣。先是1979年成立的云南省经济研究所农村济济研究室为主要研究力量；之后，198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农业经济研究所（后改为农村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省委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后合并至省委农村工作部、又合并至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云南农业学院（后改为云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后改为经贸学院），研究机构逐年增多，研究力量逐年增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根据专家学者对农业种植业“优质、高产、高效”的研究成果与对策频出，云南省农民种植烤烟的质量和卷烟的技改大幅度提高，烟草已成为全省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粮食问题也因听取专家学者意见而逐步从供不应求到供求基本平衡，再到结构性供给过剩，充分显示了农村发展学研究观点与对策建议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1990年福特基金会无偿援助的“中国云南贫困山区综合开发与试验示范项目（YUM）”的启动与实施，项目先后资助近百名青年学者先后赴国外攻读农村发展学理论的硕士、博士学位，除极个别外全部学成归国。这些学者中一部分受聘世界银行、联合国各组织、欧盟及英国、德国、日本、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政府援华农村发展项目的咨询、培训和监测评估专家，引进与运用国际上流行的农村发展理论与方法的同时，结合云南省情乃至国情进行了中国化和发展，从而确立了在国内的领先地位。

 

    进入21世纪，云南农村发展学者更是再接再励，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扶持贫困、农民权益保障、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大都具有适用性、战略性和宏观指导性的特点。特别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学者，通过从事国际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参与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的研究项目，参加北京地区的各类研讨会，其研究档次提升，一批研究观点进入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之中。

 

     二、近年来云南学者对农村发展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和重大成就

 

    近年来，云南学者对农村发展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和重大成就。现择其主要方面简介如下：

 

   （一）建设绿色经济强省的理论与对策

    针对云南省内丰富的光、热、水、土和多样性生物种质资源和国际上对无污染、无农药残留和绿色食品需求日益增大的实际，早在20世纪80年代，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便提出了云南应该发展绿色农产品的观点。之后，学者们提出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的建议，被省委、省政府采纳，并与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一起，列入了云南省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之中。

 

   （二）寻找与培育除烟草外的农业新兴优势产业

    针对云南烟草单一支柱产业的特点，学者们持续地寻找能够与烟草相媲美、并从长期看可以替代烟草的农业产业，特别是筛选出并深入研究的花卉、生物制药、生态旅游等，已被实践部门采纳，目前实施的比较顺利。

 

   （三）提出的由政策开发式扶贫向制度性扶贫的新观点

    针对云南省存在着的贫困面广（73个国定贫困县和5个省定贫困县）、贫困程度深、扶贫攻坚任务重的特点，云南农村发展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把扶贫作为研究重点，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例如扶贫到户、致力开发扶贫、小额信贷扶贫等等，特别是由政策开发式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的新观点，被国务院扶贫办所采纳。

 

    (四）以村民基金和小额信贷为突破口，重塑农村金融

    针对目前云南乃至全国农村金融非农化步伐加快，农业银行“下山进城”和农村信用社商业化改革后从贫困乡撤点，合作基金会被“一刀切”砍掉后，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金融服务机构少、产品缺、服务差的状况，云南学者借助国际组织援助云南农村发展项目，试验了村民基金和小额信贷，并试图以此为突破口，重塑农村金融服务学。这一试验的理论指导思想、方法与成效，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五）以村民为主体的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新模式

    我国农村的土地、森林、自然保护区和水等自然资源的管理，现行模式是以政府土地局、林业局、保护局、水利局等为主体。这一模式蕴含的指导思想是不相信农民愿意保护和有能力保护，甚至把农民当成保护的敌人来加以防范。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援华农村发展的项目中，引入了让当地社区与村民参与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比我国现有管理模式前进了一大步，但这一模式中社区与村民的参与是被动的，非自觉的、被诱导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YUEP项目试验了以农村社区村民为主体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为此成立了村与乡的共管组织，民主选举出的共管理组织成员中村民占大多数，政府机构官员则参与到社区共管组织中，从而比现有国际上社区共管自然资源模式又前进了一步。

 

  （六）提出了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并没有给予其发展机会的观点

   迄今，云南省乃至全国仍流传着把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是客观上交通不便、生产生活条件差等；二是主观上农民愚昧、落后、保守，不接受新事物。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不同意这些观点，提出了社会没有给予农村、农民以发展机会的新观点。其理论依据有三：一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越来越突出，与城市和城里人相比，农村和农民不能享受到社会给予的交通、教育、科技、文化、金融、医疗、商贸等多方面的服务；二是现有的市场化改革越来越倾斜于城市；三是农村与农民只要稍微得到一些发展机会，无一不表现出超人想象的聪明、勤劳与能干。按照这一理论观点，社会应该给予农村农民以与城市平等的发展机会。

 

   （七）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不能忽视与掩盖西部扶贫的理论与观点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西部各省、市、区积极性很高，在交通、能源、城市建设、生态保护等方面设计与实施了一系列大型、特大型建设项目，每年投资数千亿元人民币，取得了拉动经济增长等明显成效。在一片欢呼声中，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者清醒地看到这种大开发存在的忽视和掩盖扶持西部贫困的倾向，因此响亮地提出西部大开发不能忘记西部扶贫、西部大开发不能搞成对西部资源大掠夺等观点，在国内外形成了较大反响。

提出了天然林保护工程不能侵害农民利益的观点

1998年长江洪水后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者通过深入调研，发现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受益者主要是国有森工企业，而天然林保护区农民和当地政府不但没有受益，反而因禁伐使农民与当地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减少，当地社区经济陷入萧条的事实，由此提出了天然林保护工程不能侵害农民的观点，并召开了以此为题的国际研讨会，产生了较大反响。

 

   （八）用8种数学模型计算出财政支农资金效益远高于支持二、三产业的论断

    财政支农资金支出有没有效益、有多大效益、值不值得？这是人们议论颇多并无定论的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左停博士，使用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运用8种数学模型计算出云南省财政支农资金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这种效益远远高于财政资金支持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效益，填补了这一研究的空白。

 

   （九）发明出问卷调查和参与式方法相结合的农村调查方法

    现行的传统农村调查方法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研质量。例如经常使用的个别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就存在着被访谈人出于主观意图的假信息，特别是其他调研者的不可重复性。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赵俊臣等学者在承担由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院士主持的世界银行资助的“中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试点县案例调研”时，把问卷调查和国际上流行的参与式会议法结合起来，较好的克服现行农村调查方法的缺陷。这一方法为，调研组进村后召开村民大会，讲明调研宗旨后，让村民自由结成5－8人的小组，调研员分在各村民小组共同讨论并填写问卷表，从而做到了调研速度快、村民小组互相讨论纠正不实信息，特别是村民小组各成员均在问卷表填写上自己姓名，从而可以使该调研结果具有了其他调研者的可重复性。

 

    三、云南省农村发展学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农村发展学研究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或主要代表，现按年龄排序，择其主要代表简介如下。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简介没有包含党政机关中从事对策 研究并有成就的人员，例如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长     、省政府扶贫办原主任、省人大农业委员会主任董恒秋先生，云南省农经学会常务副会长刘诚先生，原省委农村政策研究中心朱平先生，原省政府经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国斌先生等。

 

   1，张怀渝，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原综合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88年他主持的华宁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开云南区域经济和战略研究之先河，特别是他亲手执笔的文本中关于“战略依据、战略指导思想、战略表述、战略重点、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对策”等，已成为战略研究的范本。

 

   2．袁德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经所原所长，与郭正秉、胡桐元主持《云南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与郭正秉、赵俊臣主持《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研究》、《云南粮食问题研究对策》等重大课题，是云南农村发展学研究老一代带头人之一。

 

    3．徐敬君，云南民族大学（原云南民族学院）经济管理系原主任、教授。1986年申报成立了云南省第一个经济学硕士点，主要代表作是《云南山区经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是云南农村发展学研究的老一代带头人之一。

 

    4．胡桐元，云南省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1983年参与于光远先生倡议、指导并审定的《西双版纳国土资源考察报告》（云南省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较早地提出了西双版纳地区应该确立“保护第一，开发第二；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的观点。至今仍活跃在云南农村发展的研究战线，是云南农村发展学研究的老一代带头人之一。

 

    5．赵俊臣，云南省社科院农经所（后改为经济所）原所长，研究员，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先后参与主持多项省委、省政府下达的云南农村发展项目的研究和多项国际合作项目的实施与研究，出版个人专著《股份经济理论与实践》、《县域发展战略学》，主持并主编《云南省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研究》、《云南省加快地州县经济发展研究》、《中国扶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等多部著作。2001年以来主持联合国援助的云南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YUEP），用国际流行的参与性理论与方法，试验的以村民为主体的农村社区共管和社区村民基金等，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6．高玉亭，国家统计局云南城调队原处长，高级统计师。主持多项农村发展研究，特别是主持并主编了云南省小康标准的研究，被省委、省政府认可并颁布全省执行。

 

   7．车志敏，原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主持多项云南农村乃至全省国民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研究，特别是主持的开发香格里拉的研究，导致了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并促进了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旅游大发展。

 

   8．熊清华，商务厅厅长，曾任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省政协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保山市长，，。多年来致力于农村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特别是烟草业的发展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卓效的观点并被实践部门采纳。

 

   9．左停，原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后改为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云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后调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擅长于农村发展规划、计量经济、生态经济等研究。他用运用8种数学模型计算出云南省财政支农资金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这种效益远远高于财政资金支持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效益，填补了这一研究的空白。

 

   10．郑宝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云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两人受福特基金资助赴菲律宾大学攻读农村发展学方面硕士学位，归国后致力于国际流行的参与性、社区（会）林业等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与应用，并在农村林地制度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先后受聘于多个国际组织担任咨询、培训和监测评估专家。

 

   11. 赵鸭桥，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受福特基金资助赴菲律宾大学攻读农村发展学方面硕士学位，后又赴泰国清迈大学攻读农村发展的博士，归国后致力于国际流行的参与性、社区（会）林业等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与应用，并在农村林地制度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先后受聘于多个国际组织担任咨询、培训和监测评估专家。

 

   12．康云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云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受福特基金资助赴泰国清迈大学攻读农村发展学硕士学位，归国后致力于农村发展方面的研究，主持并编写出版的《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增收》，为省内系统研究农业产业化的专著；另一著作《云南泸沽湖村民参与生态旅游研究》，为全国较早研究生态旅游的专著。

 

   13．许建初，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执行主任、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云南农村发展的国际合作研究，主持召开了多次有关云南农村发展、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保护的国际研讨会。

 

   14．陈铁军，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擅长于农村区域发展、县域经济、产业政策调整的等研究。

 

    四、云南农村发展学发展展望

 

   （一）云南农村发展学面临着大发展的机遇

    中国加入WTO后云南农业经济日益融入国际经济之中、国家西部大开发、国家天然林保护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国家扶贫攻坚等正在深入实施。这些云南农村发展的重大宏观环境，为云南农村发展学提供创了新和大发展的机遇。云南农村发展学者们将及时抓住这一机遇，投入到这一千载难逢的农村改革开放的新突破、农村与农业经济的大调整、农村关系大变革的历史潮流中，发展农村发展学。

 

  （二）云南农村发展学承担着繁荣农村的重大使命

    当前，影响云南省乃至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即“三农”问题的因素很多，都需要农村发展学给予科学的回答与解释。例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邓小平语），农村发展学就需要回答云南农村金融体系重建问题，特别是农村信用合作社“非农化”改革而脱离农民，农村合作基金被“一刀切”砍掉后的空白等问题。

 

   （三）在客观研究的同时，重视从解剖典型案例中发现规律

    典型案例分析是农村发展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所应遵循的方法及原则。为此，云南农村发展学者们应该以饱满的热情，相信农民，尊重农民，向农民学习，深入解剖“麻雀”才能有所新的发现。

 

   （四）进一步引进、消化、吸收和本地化国际农村发展理论

    追综当代国际农村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与动向，进一步引进、消化、吸收和本地化国际农村发展理论，这是摆在云南乃至全国农村发展学界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五）加强涉农机构与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

   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云南农村发展学机构与专家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不多。而学术交流是学科发展的关键，它可以促进相互之间的学习与成果共享，避免低水平重复和对策建议雷同化、教条化、官样文章化。特别是，新的学说，新的观点与新的发现，需要通过交流、争论与“证伪”，才能够得到确立与发展。

 

   （六）研究方法将逐步科学化并与国际接轨

    云南农村发展学现有的调查与研究方法，非科学化成分较多，影响到有所新发现、新概括和新创造。为此，在引进国际先进理论的同时，也将引进先进的调查与研究方法，并与国际接轨。例如，调查信息的甄别、占有大量案例并从中抽象出规律、对策建议的多方案优选等，就需要方法创新与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