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和他的子孙都随母亲葬在洛阳

——范仲淹和他的时代

两宋人物，首推范仲淹。  从一定意义来讲，范仲淹可以说是个无可挑剔的完人。作为政治家，他有忧乐天下的济世情怀，孤高特立的独立人格，勤政廉洁的政治品行，才兼文武的不世之材，是“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的人物（元好问语）。儒家学说在宋代得以发扬光大，与范仲淹的示范作用有最直接的关系。是故大儒朱熹曾言：“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功为多”，称赞他是“天地间气第一等人物”。他立德、立功、立言，近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典范，其政治才干与道德修养，惟明代王守仁和清末曾国藩可与之比肩。  范仲淹祖籍苏州吴县，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出身一个小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范梦龄、祖父范赞时都曾在五代时期的吴越国为官。钱俶以吴越之地归宋以后，宋朝廷征调吴越官吏北上任职，范仲淹的父亲范墉曾在武信军（今徐水）、成德军（今正定）、武宁军（今徐州）担任低级文官。范仲淹自言“真定名藩，生身在彼”，他应该生于范墉在成德军任职期间。范仲淹不足一岁，范墉调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长官秘书），不久病逝，那年范仲淹还不到两岁。

范墉和原配曾经育有四个儿子（范仲滔、范仲温、范仲洿、范仲滋），谢氏是范墉在成德军为官时续弦的继室，故母子二人在范氏宗族不被认可。此时谢氏正当年轻，为了生计便带着范仲淹改嫁平江府（今苏州）推官朱文瀚，取名朱说。  按《长山朱氏家谱》记载，朱文瀚是太宗端拱二年(989)进士，曾担任过平江府推官（从八品）、秘阁校理、户部郎中、淄州长史、盐铁度支判官、知宿州、摄河中府事等官职，以平江刺史（从五品）致仕。我以为此说不足信，朱氏后人虚构的成分居多。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庆历五年（1045）四月四日，资政殿学士、右谏议大夫、新知邠州范仲淹上言：“念臣遭家不造，有生而孤，惟母之从，依之以立。继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既加养育，复勤育导，此而或忘，己将安处。伏遇礼成郊庙，泽被虫鱼。伏望以臣所授功臣阶勋恩命，回赠继父一官。”诏文翰特赠太常博士。《宋会要辑稿》是政府档案的辑要，可信度很高。范仲淹趁礼成郊庙（祭天）加恩百官之际，请求宋仁宗将授予自己的恩命转赠给早已过世的继父朱文瀚，朝廷遂追赠朱文瀚为太常博士。范仲淹称继父为“故淄州长山县令”，可见朱文瀚生前最高官职仅为县令（从八品），追赠的太常博士也不过是正八品的小官。

有关资料记载，朱文瀚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致仕，一家人在他曾经任职的长山县定居，此时范仲淹21岁。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朱文瀚病逝，范仲淹时年二十七岁。朱文瀚是进士出身，也算是个饱学之士，对继子朱说“既加养育，复勤育导”，视若己出（有人说范仲淹少时遭到虐待，饱受屈辱，此说没有依据）。范仲淹自幼在朱文瀚身边长大，受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对他也很有感情。有文说朱家是长山大户，此言大谬。按《长山朱氏家谱》记载，朱文瀚为长山朱氏的始祖，以他的官职和经历，不可能为豪门大户。朱文瀚原有二子三女，续娶谢氏以后又生育三个儿子，加上朱说（范仲淹）共有九个子女，是个大家庭。长山是个很小的县（下县），县令年俸折银不足百两（钱二百千），退休后又只能拿半俸，养活这样一个大家庭应该是捉襟见肘的。生活窘迫之余，谢氏曾经让朱说学习经商，但朱说兴趣不在于此。此时他已经长大成人，做事有了自己的主见，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县城几十里外的长白山醴泉寺有一高僧，博古通今，学识渊博，朱说便拜到他门下读书。北宋魏泰《东轩笔录》记载范仲淹曾对人言道：“与刘某同在长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荠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之，如此者三年。”说的是他在醴泉寺读书之时，因为家贫，每天用两升粟米煮一锅粥，经一晚上凝固以后，用刀切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再配上十几棵野菜，半碗醋，一点食盐，就这样含辛茹苦坚持了三年。当然朱说也不是死读书之人，有关资料记载，他二十岁前后曾经到京城一带游历，接触过不少社会贤达和僧道高人，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大概在二十三岁那年，朱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内心百感交集。他毅然决绝地辞别母亲，来到应天府（今商丘）应天书院求学。应天书院是半官办的学校，其创立人为著名藏书家戚同文，有藏书15000卷，名师云集，才俊辈出。因为收取费用低廉，许多寒门子弟都来此求学。《宋史》记载，朱说在这里刻苦学习，“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经过五年寒窗苦读，朱说“大诵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悌忠信”（苏轼语），学问大有长进。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三月，27岁的朱说进士及第，出任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也就是在这一年，朱文瀚病逝。根据史书记载，朱说并没有为养父丁忧，这说明朝廷已经认可了他的身世。

天禧元年（1017）年，朱说迁文林郎，改集庆军节度推官（从八品）。时年29岁的他，决意认祖归宗。此事并不简单，首先要征得朝廷的许可。朱说上表朝廷，提出要复姓更名。在《乞归姓表》中，他引用唐人郑准代荆南节度使郭禹（原名成汭）所上《归姓表》中的句子：“名非伯（霸）越，浮舟难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称于张禄。”陶朱即越国范蠡，张禄是魏人范睢，二人都是范姓的先贤，都曾因故改名换姓。朱说引范蠡、范睢故事，一方面表达了认祖归宗的合理愿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志在天下的雄心壮志，朝廷当即应允。进士朱说遂复姓范氏，名仲淹，字希文。据说范仲淹认祖归宗也受到苏州范氏宗族的阻挠，范仲淹做出“止欲还本姓，他无所觊”的承诺之后，才得到家族的接纳。

朱文瀚病逝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事，而范仲淹认祖归宗发生在天禧元年（1017），因此不存在范仲淹拆散母亲与继父婚姻的问题。虽然，范仲淹知道自己身世之后毅然离家游学，含辛茹苦求取功名，继父过世之后又马上将母亲从朱家接出来供养，并破除阻碍认祖、复姓、归宗，说明了他对传统礼法的重视。范母过世（1026年）之后，范仲淹既没有将她葬入范氏祖茔，也没有归葬长山朱氏，而是在洛阳南郊（伊川县）万安山下另辟坟茔葬母。

此举颇有远见，日后范仲淹和他的子孙都随母亲葬在洛阳，即尽了人子之孝道，又避免了谢氏（身适两家）身份的尴尬。于情于理，这都是对范母最好的安排。